显而易见，如何精准地为互联网时代的读者做好服务，各个出版机构都有不同的做法，也取得了许多成效。不过，鉴于中国读者数量的格外庞大和分散、分流，读者的多与少、读者层次的高与低，似乎都决定了出版的格局、规模和生存。看似图书出版三位一体的作者、编者、读者，因为读者的分流，也让众多的出版人为之深思——到底该如何有效地黏住读者呢？
今年是著名出版人邹韬奋逝世80周年。近日，笔者看到了一家媒体刊发的介绍邹韬奋在90多年前主编《生活》周刊并创办生活书店的做法的文章，深受启发。文章介绍说，在《生活》周刊初创期，邹韬奋每天拆信、看信、复信，把读者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设身处地思考读者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为他们解答各种问题。创办生活书店后，他要求店员与读者交朋友。为处理读者来信，书店特设4个专人，从早到晚加班加点拆信、复信。他们还为读者代购物品。在杂志和出版社开办的20多年时间里，邹韬奋不但让《生活》周刊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2年，每期发行已达15.5万册），后来又创办了《大众生活》，销量更是高达20万册，再次开创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可以说，这在识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国时期，邹韬奋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邹韬奋无论办杂志还是出版图书，都十分强调要努力为读者服务，要照顾一般读者的需求。他说：“生活书店是由为大众服务起家的。”以1939年生活书店的出版为例，当年1—11月共出版图书170种，其中“高级读物”11种，“中级读物”26种，时事读物9种，工具书3种，通俗读物121种。由此可见，在邹韬奋心目中，大众读者位置的重要性。邹韬奋和他的出版团队如此厚爱读者，也得到了读者的高度回应。他的做法和理念，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邹韬奋1926年做《生活》周刊主编，迄今已近百年。但是，邹韬奋所倡导的服务读者的理念，在今天不但不过时，还应当有更多新的实践、新的担当。
读者作为图书出版环节的末端和闭环，其实并不是被动和无奈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出版业的良性发展与否。有专家甚至认为，有多少读者就意味着有多大的市场，有多大的市场就意味着有多大的出版，有多么好的读者就有多么好的出版。可见，读者对出版业有反哺作用。他们的精神需求的变化还决定着出版机构的选题走向。
因此，尊重读者绝不是简单的一个口号和表态，要化作出版人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出版机构要以优质的图书出版惠及读者，就要精准地了解读者的需求。眼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出版业承担的历史使命、文化使命也是空前的。出版业要与读者同频共振，因为以任何形式忽视读者都是出版业致命的错误。要正视如今读者电子化、网络化、社交化的阅读变化，加快出版融合，积极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出版机构一刻也不能远离读者，要从机构、活动、渠道、选题等方方面面听取读者的声音。如中华书局连续举办多年的读者开放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可以设立读者服务专员、读者服务部这样的岗位（部门），全方位对接读者信息。有条件的出版机构还可以建立终端读者服务平台，与读者无缝对接。
出版机构只有与读者深度相连，才能有效提升粉丝忠诚度与转化率，最终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当图书出版进入融合出版的时代时，与读者的沟通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过，不管怎样，以优质的产品感染读者、影响读者还应当是首位的。如果一家出版机构的口碑效应达到一定高度时，那也足以说明与读者的互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由此可见，邹韬奋的为读者竭诚服务的出版理念，仍然是当今出版业遵循的优良传统，也是出版业持续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