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教育近年来出现信任危机，比如，教师对学科的不自信、学生对专业的不认同、企业对出版专业毕业生能否胜任出版工作的犹疑。信任常常被当作社会学或者心理学问题来看待。法国国民青年教育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认为，信任是一个科学问题，良好的教育体系能够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信任的良性循环。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契约”，信任在教育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师和研究人员出于对知识的信任，构建学科自信心；学生出于对专业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任，形成专业认同；社会出于对教育提升生产实践效能的信任，给予财政、就业和良好声誉等支持。法国是出版产业大国，2021年图书销量4.86亿册，版权出口数16878种，中国是法国版权输出最多的国家，达到2300种。截至2021年底，法国有17000多名从事书籍生产和销售的从业人员，这尚未包含总数上万的作者、翻译、插画师等以合作形式参与的专业人员。此外，尽管亚马逊等电商网站在极大挤压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法国仍有3300多家独立书店在坚持运营。法国出版产业的成熟离不开法国出版教育。法国出版教育学徒制极具特色，学校教育和企业学徒以制度化方式确立，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建设，既在学科教育内部建立师生关系，也在学科教育与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信任循环，对我国出版教育当下面临的信任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一、法国出版教育学徒制的特色
（一）学校教育：明确的知识单元和出版专业技能结合
出版教育信任问题的根源之一是“对‘出版无学’的扩大化讨论”。对于这个问题，布朗盖的观点是“行动上做到乐观，即可战胜理性的悲观”。学者考察发现，出版学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内外高校的建制化学科。法国也不例外。据法国国民青年教育部支持创建的onisep.fr网站统计，法国存在345个出版人才培养项目，其中还包括15个学校共开设17个出版硕士项目。美国学者艾伦·热普科（Allen F.Repko）把跨学科活动划分为工具性、观念性和批判性三种类型，法国出版教育是典型的工具性跨学科活动——要求学生掌握不同知识单元技能以满足真实工作场域中综合化的知识需求，重在借用学科方法以解决社会外部需求产生的实际问题。通过对17个法国出版硕士项目开设院系和相关课程分析，法国出版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知识单元：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信息与传播科学，文学、历史和语言学。
法国出版人才培养存在不同层级的学历文凭和职业证书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直接就业为目标的初级技术员工培训。这一类的教育场所是职业中学、大学技术学院和技术培训中心，培养的是能够在企业或工业界从事基本劳动生产的人力。这类学校非常注重专业知识和实际应用技能培训，其中大学技术学院规定教师中企业人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据法国国民青年教育部统计的最新数据，2020—2021学年有4259名学生在职业高中注册入读“印刷和出版技术”（Technique de l’imprimerie et de l’édition）专业。通过对这些职业教育项目名称和课程体系设置的分析可知，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主要从事图像制作、编辑排版、视觉设计、书籍印刷和装帧等生产技术领域的工作。第二类，以通识性社会科学教育为基础、高年级分流出出版专业的高级人才培养。这一类学生大部分拿普通高中业士文凭，教育场所主要是公立大学。他们在大学前两年读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信息与传播科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第三年通过选拔进入出版专业领域学习。这一类别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的是出版助理、出版项目管理、责任编辑、数字档案和文化遗产等内容生产、管理和研究工作。第三类，针对书籍设计装帧的“艺术和设计职业文凭”（DN MADE）。这一类注重三方面课程设置的平衡：其一是通识课程，包括文化和人文课程，如哲学、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其二是横向专业课程，包括艺术设计和技术科学、设计表达流程、物质和技术的关系、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外语学习和经营管理等；其三是实践和职业课程，学员们需要通过设计工坊、跨学科作业方式完成职业化训练。整体来看，法国出版专业培养项目类目清晰，课程设计与产业链环节对应，学生对需要掌握的职业技能和未来就业的场景有明确预期和感知。
（二）企业学徒：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支持下的产教融合
学徒制在法国出版教育项目中非常常见，目的是让学生到企业从事一定的生产实践活动，以了解真实的工业场景、工作流程，并通过学校学习和企业实践交替的方式完成学业。这与我国出版教育通常采用的实习制有一定相似性，然而两者又有非常明显的不同。首先，学徒制是法国16～25岁青年的权利，从1971年起就通过《德罗尔法案》确立；1987年又从职业教育扩大到高等教育。学徒既是学生，也是企业员工。学徒作为企业员工享受工资、带薪年假、企业互助金和交通费等法定权利。实习一般是以双方约定的方式达成，关系更加松散，实习学生除领取一定的实习工资以外不享受其他公司福利。其次，普通学生通常以注册的方式由学校和教育部门管理，学徒的管理方式则更加多元。法国国民青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2021学年53%的学徒由协会和企业管理、19%由行会(工商会、农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管理、21%由学校(公立大学、高中或学徒班)管理，其余学徒由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综合性行业协会管理。再次，学徒时间一般是固定的，持续时间也更长。法国17个出版硕士项目学徒时长从平均每年1.5～6个月不等，中位数是每学年3.5个月。
法国学徒制由内政部、国民青年教育部、农业部、经济和产业部等多个国家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制度化建设，同时也受到行业协会的非制度化支持。这使得法国学徒制一方面有财政经费，另一方面也促成教育部门和相关工业部门之间深度融合。产教融合在制度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法国职业级别和学历证书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法国职业资格框架将所有证书分为五个等级，I级相当于硕士，II级相当于本科，III级相当于完成大学2年学业，Ⅳ级相当于高中毕业，V级相当于完成高中2年学业。法国出版专业学生只要拿到高中以上的毕业证书就同时具备了相对应的职业资格。产教在具体行动路径上也有融合举措：法国规定所有职业导向的学历教育都要有三分之一的学分通过实践获得，也需要聘请一定比例从事相关职业的导师授课；行业协会高度参与学徒制组织和管理，与学校合作共同制订学徒的培训计划和专业标准；接受学徒制教育的学生在结业考核上除提交专业学位论文以外，也可以选择提交实习报告、经答辩委员会答辩的方式来获取学位。如此种种，法国学徒制在制度和行动路径上确保培养的人才获得专业领域的深入知识的同时也具备职业活动所需技能。
二、 隐性知识论视角下法国出版教育学徒制
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相对于可以符码化的显性知识而言那些我们知道但是难以言述的知识。由于隐性知识难以被表述，甚至有时候难以被察觉，其重要性一度被隐没。直到知识管理、教育领域的研究发现：隐性知识不仅存在，而且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隐性知识还可以被管理和迁移。出版学作为一门发轫于实践的学科，存在大量隐性知识。这就意味着它最佳的学习方式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在充满丰富细节的实践和抽离的理论之间循环往复。从隐性知识论的视角审视法国出版教育学徒制，有助于对学徒制获取学理性认识，也利于发掘学徒制成功实施的关键。
（一） 学徒制的产教融合有助于出版专业学生获得整体性知识
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科学、技术与产业展望》（OECD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utlook）把知识分为事实性知识（know-what）、科学知识（know-why）、程序性知识（know-how）和知人知识（know-who）。出版的事实性知识主要指向国内外出版产业和技术的发展革新等，科学知识指出版相关概念、理论和历史等关涉出版学术脉络的知识。以上两类知识都是显性知识，主要在学校和科研机构通过书面文字、图表、数学符号等方式记录传播。出版的程序性知识主要是技能、流程、工作标准等，这一类知识尽管也能在学校通过口述的方式传播，但是学生想要掌握却必须经历真实产业环境的实践。出版的知人知识更是只能在真实的、有一定目的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学徒制为学生获得后两种隐性知识提供了在场互动和定期接触的机会。随着现代职业综合性素养要求的提升，整体性知识的获得对出版专业学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学徒方式的具身参与，学生可以了解真实的出版工作中的大量隐性知识：选题策划缘何选择某一主题而不是别的主题、某一作者而非其他作者，文本生产过程中如何与作者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沟通，产品形成过程中如何达成各种生产决策等。如果仅仅通过课堂的正式授课，这些出版物产品形成背后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都被隐匿；通过其他正式渠道转述的话语也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距离。已有研究表明，编辑在对外公开陈述选题策划决策信息时并非完全客观——对编辑媒体采访语料的研究显示文学编辑的媒体话语呈现回避市场逻辑的倾向，而对图书编辑的访谈研究则证明他们常常借助销售平台的数据来调整选题决策。
（二）学徒的具身流动构建学校和出版机构间的信任合作关系
学徒作为教育教学机构和出版机构的中间人，对两者形成共同的问题关注和思维方式具有潜在价值。笔者对三种出版学核心期刊2011—2020年间刊发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对出版的研究过于关注出版内容和出版物，对参与整个出版流程的人与社会关注较少；对流程的关注中又尤为关注编辑工作流程，对出版上下游的印刷、物流、版权代理、读者购买和接受等流程常常视而不见”。从隐性知识论角度审视这个现象，是由于出版物、编辑工作更容易显性化，因此更容易被科学研究；而参与出版物制作生产的人的行为、心理、工作方式、人际关系等更加隐蔽，需要更多的亲身参与、瞬间体悟，以及身处其中对制度结构的深度理解。这方面研究的缺失体现了学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生产机构之间互动的不足，而学徒制恰恰有可能弥补这种不足。学徒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往复，作为出版研究者、教育者身体和意识的延伸，可以发现和理解出版实践面临的真实需求和困境，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当然，这个假设实现的背后需要以学校为主导更加科学的设计。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提出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四种方式：“潜移默化”“外部明示”“汇总组合”“内部升华”。过往对学徒的功能认识多集中在师傅把隐性知识传授给徒弟，较少关注这一过程中隐性知识对显性知识的转化以及隐性知识显性化后的汇总组合。法国出版教育学徒制要求学生在学徒期间“提交实习报告，详细记录职业活动中从事的所有实践活动”，并允许学生以提交实习报告、参与答辩的方式获取学位。这些具体操作方式使学校能从学徒的参与中获取出版实践的大量细节，回应出版实践提出的问题；并因应学徒这个特殊途径共享经验，学校和出版机构更能分享彼此的思维过程，构建科研和教育的信任合作关系。
（三）学徒制作为一种再生性认知实现出版集体智慧的保存和增长
挪威哲学家哈罗德·格里门（Herald Grimen）认为，隐性知识也是知识，它可以通过某些方式被显示、传递和积累，只是并非以语言的形式。格里门还对隐性知识未能显性化做了多种推测性解释：一是隐性知识作为个人或行业保持竞争力的“秘密”，常常不愿意显性化和广泛分享；二是人类知识中存在一些日常行动和思想中固定下来的东西，它没有被我们表达甚至被思考过；三是存在一些特别的知识类型，无法被人类从一个角度一致地同时表达整个知识体系，也即“知识和语言之间存在鸿沟，存在不能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知识”。对于格里门的第一种解释，已经有实验考察证明，组织中确实存在员工不愿意分享隐性知识的现象，而隐性知识的分享对组织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组织奖励的方式来推动隐性知识分享只有负面影响；然而，良好的沟通互动、互惠协作对隐性知识的分享有促进作用。对于第二和第三种解释，学者通过模拟环境训练发现，提供纠正反馈和提醒，隐性知识可以系统迁移和传授，并总结出“行动示范—教练教授—情景式教学—总结表达—问题反思—探索实践”的认知模式有助于揭示复杂技能中所涉及的隐含过程。其中表达和反思两个步骤帮助新手意识到问题解决的策略，最后一个“探索实践”步骤使新手发展出独立性和操作能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佘江涛在《走向未来的出版》一书中指出，“出版业需要真正的工业设计，不是产品的设计，而是人类行为的设计”，这里的人类行为指向的正是包括技能、流程、工作标准、思维模式、组织文化等出版企业中最重要的隐性知识。对于这一类知识最好的保存和传递方式就是师传生受。
三、我国出版教育可资借鉴的行动路径
中法两国国情、民情和教育制度有极大差异，尤其是早在中世纪前就伴随行会发展起来的法国学徒制，乍听之下与中国当下现实似乎距离很遥远。然而，法国学徒制教育对我国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有极大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我国现代化教育是在全面学习西方——早期是苏联模式、后来是美国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现在遇到教育和实践存在一定脱节、人才培养无法完全适应工业化需求的问题。学徒制的创设就在于弥合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问题。此外，法国技术教育素来重视文化基础教育，如制图学校需要学习几何学、建筑学等，艺术设计院校需要学习哲学、艺术史和其他人文课程。法国技术教育“全才教育”“博雅教育”的倾向与我国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一致。具体到行动路径，可以围绕学校、企业和管理部门三个主体进行讨论。
（一）学校主导出版科学知识生产为出版教育持续发展提供根本动力
学校仍然是出版教育最主要的场所，这不仅体现在学生大部分的专业教育发生在学校，还体现在学校是出版科学知识生产的主要阵地，而后者是前者存在和具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法国出版学具有极强跨学科属性，兼及信息与传播科学、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文学和历史学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包括索邦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内的八个机构都有出版相关研究方向和博士项目。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高等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四个主要方向之一就是“书写和数字化”，对书写媒介载体、数字化技术、图像和文本传播、数字化文本结构等进行研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书写技术史、书籍文化史、图书贸易史和读者阅读实践史进行探索，诞生数代享誉全球的年鉴学派书籍史学家。此外，巴黎第十三大学的“书籍和出版的社会经济学”、格勒第三大学的“出版变革和新闻专业”“屏幕上的书写：形式的空间形态”和巴黎东部克雷泰伊大学的“话语、图像、文本、书写和传播探究”等方向性研究都为法国出版教育提供新的认知。这对我国从事出版教育和研究人员的重要启示是：出版教育绝不仅仅是教人如何做书和卖书的手工艺传授课程，而是有着深厚媒介学、历史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根基的跨专业学科。出版教育的外显是综合性的知识单元，内在是多学科视角下以书籍和出版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生产。
（二） 出版企业参与学徒制建设的主体意识需要由内而外彻底激活
企业在出版教育中的主体性需要学校和其他管理部门的激发。事实上在19世纪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手工作坊都承担了一定的教育功能。出版学徒跟着师傅学习职业技能、行规行范——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和德国汉学家艾约博的《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都对这段历史有深刻描绘。学徒制以制度化的方式把企业重新带回教育主体的位置。学徒制保障企业招收学徒期间享受员工进修、税收优惠等方面实际利益，使得企业在推动和维护学徒制体系化建设上有外在激励。然而，学徒制能够长期运行归根结底在于它对企业的内在价值。其一，以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获得现代出版企业需要的人才。数字媒介和阅读习惯的变化给出版企业带来极大的挑战，需要的人才更加多样。学徒制能够增进实践技能人才和专业知识人才之间的交流沟通。其二，优化企业出版流程，加速现代出版企业的工业化进程。企业和高校合作的学徒制教育体系能够激励员工持续不断地学习，把工作场域的实践行为结构化和系统化，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的工业化水平。我国出版教育实习制主要采用签订实践基地协议、学生自主选择实习单位的方式，本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学生实习单位分散、每年都有巨大的波动变化。这既不利于出版实习基地的耕耘建设，也使得出版机构难以深度融入出版教育。
（三）学徒制整体效率的提升有赖于教育和工业管理部门的顶层设计
管理部门涉及多个层面，最基本的是学校和企业管理部门在人事和行政事务管理上需要更融通和具有弹性。这个弹性具体体现在：在聘请具有实践经验的从业人员担任专业导师方面放宽对学历和年龄的要求，并为出版机构从业人员进入高校开展实践教学或工作坊项目提供场所和时间安排上的便利；对学生在校接受知识性教育和到出版机构进行实践教育的管理设计更加融通；对学生结课作业乃至毕业设计有更加多元化的考察方式；诸如此类。更高级的管理体现在国民青年教育部和工业管理部门之间的顶层设计。法国的学徒制是由包括国民青年教育部、内政部、农业部和经济产业部等多个国家级机构合作出台的法制，是被保障的国民权利。具体到出版学学徒制，学历文凭和职业框架之间有明确的对应关系，这使得有志于从事出版的人才可以尽早到企业接触与之相关的生产技术和环境，同时也给他们预留提升专业知识或管理服务技能的学习通道。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在2018年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各地方人力资源保障局相继出台实施方案。然而，我国目前的学徒制仅仅是针对相对低级的职业培训，缺少实践和理论融合的中高级技术教育。出版产业并不仅仅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工艺，而是工业、艺术和思想的结合，这种仅仅针对初级职业人才的学徒制教育不能满足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
四、结语
本文对法国出版学学徒制的教育观和体制建设进行深入调研，并对这些制度化方式如何构筑法国出版学界和业界良好信任循环进行一定论证。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存有一些遗憾：对法国出版教育和社会信任状况的判断是通过出版业的发展情况和一些定性资料，出于现实限制未能展开数据调研；另外，信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本研究仅从教育体制的设置入手作一般化讨论，没有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对比论证。我国出版教育日益重视思政教育，对提升职业素质和学科内外信任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未能在这一层面考察法国出版教育相关情况。然而，法国出版学结合文理、文工、文艺的综合性教育，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徒制方式对我国出版教育有极强借鉴价值。这与我国教育部2020年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加强多学科交叉、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的精神也高度一致。2010年，我国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开设出版硕士专业学位；2022年9月，又新增出版博士专业学位。这体现出了我国对同时具备出版理论和实践能力高级人才的需求。然而，具体教育培养过程中如何配置师资、设计课程和考核方式，法国出版教育学徒制给我们提供了实践的参考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