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出版不是“被发明”，因为它自古就存在，作为出版的本质而存在，因而是出版的固有存在；然而它确是“被发现”，发现主题出版，就是重新发现出版的本质。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已经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置于首要地位，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出版机构而言，主题出版工作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程度的被动性，被当作“政治任务”来落实，出版单位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作为，成为当下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以理服人，道理讲通了，人做事的积极性自然就上来了，主动性自然就有了。因此，对主题出版进行深入的理论或学理阐释，就成为当下解决主题出版发展瓶颈的钥匙，也会对主题出版的进一步政策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出版的历史与社会必然性
主题出版一直是出版固有的特性和常态，因为出版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为人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服务的；换言之，它是为满足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的需求而存在的，而人进化的一定阶段和某一社会演进的一定时期，都有着自身需要克服和解决的主要难题和问题，即主题。或者说，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都是在不断克服难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实现的。人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动物，破解任何难题和问题即矛盾的最主要方法，都离不开知识的方法和思想的方法，提供知识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活动就是出版活动，由此就不难理解，出版活动从来就是围绕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的主题而展开的。
也就是说，出版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主题出版的特性。这就是我们论说主题出版历史与社会逻辑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这个根本依据和出发点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
纵观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史，不难看出，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其面临的矛盾，就是其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主题、矛盾和问题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认清了主题，破解了矛盾，找到了解决的方法，社会就会进步，时代就会发展。而作为理性的动物，人类的知识建设、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则成为阐发主题、破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钥匙，换句话说，知识体系建设、思想体系建设和道德体系建设成为解决一切关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矛盾与问题的总阀门。以此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建设、思想体系建设和道德体系建设，其责任就落在了出版业的肩上，这是出版活动的内容和属性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就是主题出版，主题出版就是出版的本质。
甚至可以说，主题出版贯穿了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没有时代、国家和社会脱离过主题出版。我们一直承认和不断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意识形态管理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就是主题出版活动开展的过程。以前我们习惯于把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放在管理端，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建设端，甚至一直把管理与建设当作两件事来抓，而实际上它们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在建设端，意识形态工作便与主题出版走到了一起。
历史上的主题出版
奴隶制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或最早的国家形态，它出现之时就面临着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考量，或者说，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其必然和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城邦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大型公共组织——神庙已经存在了。神庙不仅是文化组织，掌握着知识和思想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还是经济组织，拥有大量地产和劳动力，掌管神庙的祭司作为人世间的权威也已经早于新兴起的国王而存在了。国家和国王的出现必然与神庙和祭司阶层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被归结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争，这种斗争从国家出现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国家和国王很快便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开疆扩土及其带来的巨大财富积累，获得了对神庙和祭司的压倒性优势，但其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仍然是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王权神授”学说便成为其必须树立和阐释的重大主题，由祭司在神庙中为国王主持登基或加冕礼，也便成了重大仪式。在中世纪，这个重大仪式便交给了教会和教皇，教权与王权之争也愈演愈烈。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出版物或历史文献，就是围绕着“王权神授”这一主题而展开论说的。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历史文献《苏美尔王表》，开篇第一句话并贯穿始终、反复出现的便是“当王权自天而降”，明确提出“君权神授”。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记载了最早的国家治理，其最重要的主题同样是树立和阐释“王权神授”。《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帝尧提出继承王位的条件，即顺应时势、继承天命和掌握天道。尧对四方诸侯之长说：“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我在位七十年，你们之中有谁能够顺应天帝的命令，代替我登上天子大位吗？）帝舜即位后即向天帝报到，并嘱咐大臣要把上天交付下来的事情办好。《尚书·皋陶谟》还记载，上天把统治权委托给帝王，还要进行绩效考核的，考核的标准就是老百姓是否满意、是否幸福：“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都是来自百姓的，最早提出了“天道即民心”的思想。《尚书·汤誓》记载商朝的创立者商汤推翻夏朝的理由，便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中国古代一直把君王称为“天子”，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在整个古代世界，无论中外，保存下来的主要出版物或文献资料，就是有关战争和宗教内容的，以及有关治国策略或统治术的。《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便载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有的文字记载活动都围绕着国家大事和国王的重要活动，它们构建起奴隶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称之为奴隶制国家的主题出版。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社会进入了王国林立的封建社会。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处于下风，基督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意识和国王权威淡化，封建制国家甚至充当了宗教的保护伞，国王甚至充当了教会和教皇的工具与玩偶。与此相对应，经院哲学和神学开始获得统治地位，神以造物主的地位掌握着一切知识的创造权，教会掌握着一切知识的传播权与解释权或话语权。这一时期的主题出版或出版主题无疑就是宗教教义和各种阐释学说，它们垄断了知识学和知识领域，控制着意识和思想领域。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基督教哲学和基督教史学领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包括奥古斯丁、波爱修斯、爱留根纳、托马斯·阿奎那、贝尔纳和罗杰·培根，以及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格雷戈里、爱因哈德和比德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最初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繁盛之后，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便成为封建皇帝的统治学说，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得到了阐释、光大的机会，逐渐演变、生发了诸多流派和诸多学说，以至于后世和当代出现了新儒家及其代表作品。
这些中外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出版物，如今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和经典不仅流传下来，而且仍然具有影响，我们甚至仍能从其中获得营养。因为它们是历史和时代的真实记录，是人类创造和思想的真实印记，真实地记录了人类进化和社会演进的主要轨迹和主要方式，是人类进化和社会演进的宝贵成果，是把人类自身的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的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们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还具有养料和启迪价值。
资本主义国家的主题出版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新的国家形态和资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是在打破封建制度，冲破封建的知识和思想牢笼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或主题就是解决其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立和奠定符合其利益和诉求的新的知识基础、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便成了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辩护的成果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根基，也成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产业或现代出版，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或现代出版，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主题出版的烙印，植入了主题出版的基因。
资产阶级思想家系统地批判了“君权神授”说，阐释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及“自由”“民主”“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石。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最终落在了所谓的正义的问题上，正义性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真正体现。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资本主义国家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大肆著书立说，一方面痛斥封建主义和封建统治的不人道，必须推翻之，埋葬之；另一方面歌颂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统治合乎人类的伦理道德，体现了人间的公道正义。针对封建主对农奴的残酷经济剥削，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主张；针对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或以往社会存在的人身奴役关系，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的“正义”主张；针对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平等”的“正义”主张；针对以往社会“君权神授”的学说，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题出版
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而出现和存在的，社会主义在继承了自由、民主、平等和权利等符合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目标的主张和理念基础上，有了自己更高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自由观、民主观、平等观和权力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以科学的论著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性，揭示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揭示了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社会主义自然拥有自己的道德观和正义观，它们除了包括并超越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权利之外，还在着力消灭剥削，消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着力增进团结，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关心人类的普遍和共同命运，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是能够而且必须被超越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剥削制度，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只有消灭剥削，消灭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压迫，人和人类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消灭剥削不仅能给人带来自由、平等和民主，还会给世界带来团结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无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拥有自己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拥有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道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拥有自己的领袖、革命家和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导师，他们为全世界广大劳动人民做学问的科学态度，领导全世界劳动人民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全世界人民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脚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辛勤耕耘，使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著述最丰的作者之一，创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更始终激励全世界劳动人民为真正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想和美好未来，矢志不渝地努力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创建者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成功地领导了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革命导师、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们的重要著作，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主题出版内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基础。
无产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生事物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思想的代表，是在与旧传统、旧势力、旧秩序和旧统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切旧的东西一定不甘心失败，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需要不断壮大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样还需要不断壮大精神和文化实力，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正义观毫无争议地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出版
主题出版不是“被发明”，因为它自古就存在，作为出版的本质而存在，因而是出版的固有存在；然而它确是“被发现”，发现主题出版，就是重新发现出版的本质。
主题出版是了不起的发现，是中国出版顺应时代与现实的独特发现；主题出版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出版对人类文化的独特贡献。这一概念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就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独特现代化之路的必然结果，是时代与现实逻辑的结果。
探究一定时期和社会的出版活动和出版的本质，一定离不开该社会的发展阶段，离不开该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即社会与时代的主题。百余年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外国的枪炮，即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被动起步的，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的政治矛盾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主要经济矛盾是生产力低下，民不聊生，人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必然遭受剥削和压迫，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文化教育落后、科学技术落后和社会制度落后。解决或改变这“三大落后”局面，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主题。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自西方如约而至，或者说“德先生”和“赛先生”便成为改变“三大落后”局面，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重要依靠。中国开始废除科举制，开始了与始于西方的现代化接轨的现代教育制度，开始了按照同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和学科设置的课程体系，引进西学和西方的先进技术，进行社会改革或改良，甚至效仿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等，都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尝试和手段。顺应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像在西方为推动现代社会形成应运而生一样，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为担起救亡与图存双重重任，中国现代民族出版业也应运而生。工具书出版、教材出版和引进西学成为出版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甚至古籍整理也是依据西方的科学范式而展开的。
可以说，中国现代民族出版把中国社会拉入了人类现代化进程和文明演进的主航道，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至今如此。“德先生”和“赛先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是最具活力的新文化，然而它在世界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之久，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手和主要方式，体现的是人的进化和社会演进的共性。因此，在这种社会矛盾或主题下的出版，更多的是体现出了与人类社会出版活动的共性，因此，这一时期主题出版的中国特性便在这种人类共性下隐藏了起来。换句话说，以“德先生”和“赛先生”双轮驱动现代化社会和现代文明演进与发展的共性，一时掩盖了中国独特的社会矛盾和主题，以及对此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并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探索和追求中国发展的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步步胜利，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才涌现出与其他现代化国家不同的主题，与历史不同的主题——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符合自身社会发展需要和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主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进步的脚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逐渐清晰起来的。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新主题而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为核心的新文化、新教育和新出版，也逐渐发展起来，并越来越清晰地反映和塑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新主题。而这一切，为发现主题出版和主题出版概念的提出，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对此进行学理化即知识化、学术化和理论化，并进行广泛传播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这就是主题出版的责任与使命，是中国学界与出版界应该共同担负起的责任和使命，同时它也符合知识创造和生产的规律，符合学术研究和建设的规律，符合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规律。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和新成就呼唤主题出版。
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既为主题出版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又对主题出版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主题出版的纲领和灵魂是时代之需、国家之需和民族之需。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最大组织的国家，拥有两大根基，一是经济根基，一是文化根基。经济根基作为共同体运行的经济基础，它决定国家的自然存在；文化根基则一方面决定着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决定着民族国家存在的基因和标志。
一句话，文化根基决定着民族国家作为自我而存在。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人类拥有共创共享的知识体系，甚至或多或少拥有共同信奉的道德准则和伦理标准，但历史上任何形态的国家无疑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这些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就构成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化根基，主题出版的任务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根铸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具有价值引领意义，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还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功不仅会引来世界的关注，还会引来世界的疑问，甚至引来一部分人的警惕和抵触。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取得成功？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什么特点，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要知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直不绝于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及时给予阐释和回答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当今社会发展更多的不确定性，使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这便引起了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忧虑和思考，思考的焦点其实在于问题的破解之道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在实践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宣示了中国对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的独特理解，即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入新时代，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给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率先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等，对一系列为世界所关切的问题，中国以不断的实践和思想创新，给予创新的回答。在时代和世界需要中国方案、中国答案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跟上，学术和理论研究必须跟上，主题出版必须跟上。
实践出真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代化进程，就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独特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道德体系的最重要来源。创造和传播这一独特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道德体系的活动和过程，就是主题出版。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神圣职责与使命。对于主题出版的意义和使命，我愿意将其归结为三点：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体系为出发点，构建中国独特的国家知识体系；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