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为人类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一种文化现象、社会活动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出版行业，彰显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晚近以来，面对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双重洗礼，当代出版业一定程度上陷入“价值迷思”：纸书已死、出版将衰的论调不绝于耳，技术焦虑、产业陷阱始终存在，出版的独特价值何在？出版业未来将走向何方？出版学界和业界围绕这些常谈常新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但系统性的论述仍然较少，且缺乏历史的视野和全局性的思维，本文尝试从媒介文明演化的视角回答这些问题，为出版转型发展提供有益思考。
1 出版的历史文化价值
站在人类媒介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出版不过是河流下游晚近才浮现的浅滩。在人类文明有史可考的数千年里，文字及其书写材料的使用权和解释权被垄断在少数阶层手中，构筑了一个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相对独立的书面世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们依据自身具有的读写能力被划分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线性社会结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凭借自身掌握的文化禀赋参与到权力分配和社会阶梯的竞逐之中。直到出版的出现，文化知识的批量生产、大规模传播和长时间保存拉开序幕，神坛之上的书面世界逐渐向普罗大众敞开大门，文化权利的下移随之带来经典和权威的消解，社会变革的巨轮因此驱动起来。当作为变革动因的出版重新塑造新的社会结构，与这种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就形成了，而这正是出版的价值所在。
1.1 汇辑文献资料，建构知识谱系
中国是文献整理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汉书·艺文志》就记载：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先秦时期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是汇辑历代文献的大型资料汇编。但大规模的文献生产与整理还要到唐宋以降，至迟在唐代中叶公元8世纪已有雕版印刷发明的确证，到宋代印刷术普及，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正式形成。据曹之先生考证，从历代图书目录数量来看，汉代有5种、魏晋南北朝有60种、隋代12种、唐代41种、五代5种、宋代104种，宋代图书目录的大量增加是图书制作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即出版流行的必然结果。从图书亡佚情况来看，与前朝相比，宋代佚书比例骤减，也可说明从手工抄写到出版的转变对于保存文献典籍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
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从雕版印刷到泥活字、金属活字，再到机械印刷、数字印刷，今天我们一年内出版的书籍可能比20世纪之前500年间出版的还要多。但出版不仅仅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出版的价值也不仅仅体现在极大提高了信息复制的效率。我们认为，出版还是一个知识的选择过程，通过将分散在社会场域中的零散的信息知识汇聚起来，采用一定的标准、规范刊刻付梓，筛选、记录并保存，形成历代文献。出版构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知识谱系，具有知识建构功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对先辈们生活场景、思想观念、精神风貌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献典籍所构建的知识谱系。“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是今人从《世说新语》中窥见的魏晋风流；“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是《东京梦华录》描摹的北宋都市景象。但魏晋名士显然不止有清谈的优雅，更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乱世哀愁；北宋汴梁也不单是一派盛世繁华，亦有铁蹄踏破山河的靖康之耻。正如孔子删诗、帝王修史、《四库全书》汰文一样，我们对于家国、民族的记忆和情感，总是经过截取之后的片段化呈现。知识从无序到有序、从零散到规范，时刻伴随着信息的湮灭和创造，并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而这个规则正是出版所赋予的。从长时段来看，出版同其他大众媒介一样，通过知识的选择和规则的制定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文化图景的认知和共识。换言之，人从识字之刻起，就无所不在书籍、报纸、传单等印刷读物所编织的“意义之网”里，并从中找寻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化的共享意义。
1.2 传播知识信息，推动社会进步
在印刷术诞生之前的口头文化中，权力往往集中在拥有超群记忆的智者或老人身上，因此苏格拉底坚持口述传统，极力反对使用文字。当新的信息媒介进入日常生活，权力就离开能够记忆祖辈历史、典籍、法律和习俗的部落长老，转移到掌握了远方信息的人那里。正如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指出的，乡村生活从口头文化进入媒介文化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转向可以带来变化的信息，而不是用来维持不变的信息，其关注点就是现在和将来可能变得如何，而不是过去的情况究竟如何，故此，变革的轮子就被驱动起来了。历史已经证明，书籍、报纸、宣传册等印刷媒介在16世纪开始的欧洲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20世纪初亚洲各国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威尔伯·施拉姆十分精辟地写道：“印刷媒介一经出现，就介入了一切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使我们懂得了一条基本规律：由于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由于人首先是处理信息的动物，因此，信息状态的重大变革，以及传播在社会变革里的介入，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相生相伴的。”
基于此，笔者认为，出版本义上是“公之于众”，其不仅是知识选择过程，同时还是一个知识传播过程，具有大规模复制和广泛传播的功能。通过将有价值、有组织、系统化了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出版使人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新效率来大规模利用世界上能够记录下来的知识储备；通过将少数人掌握的垄断性知识向更广泛的大众传播，出版造就了信息知识向社会下层扩散的契机，成为第一种可以被规模人群共同使用的大众媒介，从而颠覆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在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中展现出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进步的重大价值。
1.3 融入社会生活，形塑文化传统
中国作为印刷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家，印刷文化早已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塑着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印刷文化相关的图书、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形态，辑佚、校雠、编译等文化选择过程，刻字工、校书人、书商等文化活动主体，囊萤映雪、凿壁借光、洛阳纸贵、露钞雪纂等图书文化故事，四库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门类，构成了包罗万象的中国印刷传统。可以说，一部印刷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
汪曾祺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面贴红纸，上面写着正楷‘敬惜字纸’，并且把字纸篓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敬惜字纸——就是出版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印刷传统对人们观念、行为的潜移默化不仅体现在土生土长的国人身上，在中华文化辐射圈内许多国家的华人华侨身上也能找到踪迹。有学者研究表明：在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许多华人家中都能找到小型的私人印刷机，他们或使用传统的木版印刷，或使用改良的平版印刷经常性地印制一些活页、家谱、图册等。到20世纪中期印尼独立之前，华人在整个印尼印刷业的比重竟高达三分之一，涌现出许多技艺精良、商业成功的印刷工匠、出版人和书商。他们将祖国大陆的进步报刊、新式书籍引入群岛，批量翻印、以文会友，创办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书报社”；他们将世代积累的家书家谱、佛经道藏、历书谶书等传统典籍大规模复印，成立联络宗族情谊的祠堂和“丧葬协会”；他们将儒家经典和新式课本重新编译，组建专为华人子弟开设的“中华学堂”。简言之，对于孤悬海外的华人后裔而言，借由出版所传递出的文化传统成了他们维系母国情缘、塑造文化认同的理想载体。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传统仍在延续，纸张的触感、油墨的芬芳、翻页的悠闲赋予印刷书籍独特的“仪式感、严肃性和神圣性”，成为数字时代的我们正在失去却无比珍视的印刷情怀。
2 数字时代出版功能的转向
媒介文明的长河奔腾不息。互联网作为人类智能的延伸，一经出现就介入一切社会变革，这与印刷出版诞生的情景如出一辙。由媒介文明史观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媒介革命都是在信息需要更多、更广、更高效传播的内生需求下，首先取得技术突破改变内容的呈现形态和传播方式，然后借由社会化或商业化得到大规模应用，最后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数字化时代，随着融合出版的不断推进，出版的功能也在发生转变。
2.1 以技术升级为契机进行流程再造
数字时代，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语义技术、VR/AR技术赋予出版业前所未有的发展动能，现代出版在技术维度上正在面临颠覆性的流程再造。由“编、印、发”流程构成的出版三元结构体系在数字技术冲击下逐渐剥离中间的印刷环节，已形成“内容+平台”的新二元体系。流程再造的直接结果是当今出版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在传统的以纸质产品生产为核心的出版产业价值链中，编辑、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因其附加值的高低，对最终出版产品的价值增值贡献率或称价值丰度不尽相同，不同环节相互耦合从而构成了出版产业的价值链。随着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效应日益显著，其中一些价值丰度较低的环节如校对、排版、印制等，逐渐被外包给出版社以外的企业，其中一些价值丰度较高但出版社受限于精力或经验无力承担的环节如策划、发行也往往被让渡给民营图书公司、物流公司和营销机构。一言蔽之，出版的价值链越来越向两端延伸，逐渐形成了上游以内容创意、数据挖掘、知识组织为核心，下游以用户分析、数字营销、智能传播为核心的新型“二元结构体系”，现代出版在产业维度上正在面临革命性的价值链重塑。
流程再造、价值链重塑最终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走向全方位融合发展，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绝不是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关系。在万物皆媒的今天，割裂地讨论出版、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等单一媒介的意义正在削减，人们捧着纸质书籍，一边收听网络电台或电视，一边打开手机获取资讯的全媒体信息生活场景已是常态。出版与其他一切具有类似知识生产和传播功能的载体一道，共同将我们送进了媒介融合的时代。在这里，信息打破媒介的壁垒，跳出纸张等印刷媒介的内在规定性，推动内容的融合、技术的融合、渠道的融合、受众的融合，直至形成“功能一体化”的融合型媒介，共同为满足人的信息的交换、心灵的休憩、情感的表达和意义的创造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2.2 以知识服务为转向彰显核心价值
出版本质上是知识（文化）生产和知识传播的社会活动，由制造业转型为服务业、由产品生产转型为知识服务是出版行业的必然趋势。从媒介文明演化的视角来看，前述中国出版1000多年以来彰显的构建知识谱系、推动社会进步、形塑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正是传统出版的文化内核所在。数字时代，面对甚嚣尘上的技术焦虑、工具理性和产业陷阱，当代出版行业在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价值迷思”。尽管出版的文化内核历久弥新，但是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的主体、模式、效率已经改变，知识选择和加工的方法、规则已经改变，知识传承和积累的路径、形态已经改变，当代出版需要在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自我拷问：在数字化变局下，出版业究竟能为社会创造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出版企业究竟能为大众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些价值、产品、服务中，有哪些是出版传承至今不可被替代的？有哪些是已经或者正在被其他行业、其他主体蚕食甚至颠覆的？带着这些拷问和思考，有必要重新审视数字时代出版的核心价值：
（1）围绕受众需求打造“知识综合体”，重拾知识生产的主体地位。
西方书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从书籍生产社会化的角度，提出了“交流圈”的概念，认为出版居于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通过将分散在社会场域中的碎片化的知识编辑、加工成为系统化、标准化的出版物，“出版使人类可以用一种令人生畏的新效率来利用世界上能够记录下来的知识储备”。数字化时代，出版的知识生产主体地位正在被行业外主体和用户生产内容（UGC）、社群生产内容（CGC）等“自出版”形式不断消解，基于产品思维的出版知识形态——图书、报刊、数据库等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在未来的出版知识服务中，知识将打通各种媒介形态出版产品的壁垒，围绕人的需求进行重组，最终形成满足受众特定需求的各类“知识综合体”，包括但不限于面向政府或企业决策支持的智库型知识（出版智库）、面向学生及学者的学科型知识（教育出版、学术出版）、面向从业者的行业型知识（专业出版）、面向全社会多元需求（求知需求、娱乐需求、实用需求、收藏需求、社交需求等）的大众型知识（大众出版），从而在社会知识生态体系中重新占据核心地位。
（2）发挥把关职能主导知识选择和知识传播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
如前所述，出版通过知识的选择和规则的制定形成了一种“社会权力结构”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文化图景的认知和共识，借由编辑把关、同行评议、审校制度、发行体系决定着哪些内容能够被出版、哪些内容需要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与之配套所形成的出版物的形制标准（序跋、正文、索引，开本、纸型、装订方式）和出版管理制度构成了知识生产、加工和流通的“规则”。进入数字时代，新的知识生产主体和模式需要新的知识标准和规则，而互联网知识在组织、表达、监管等各方面的规范还远未建立，用户至上和市场逻辑发展到一定阶段容易出现“价值失范”和导向偏差。互联网上的知识内容看似没有选择标准，实则背后有着深层的商业逻辑和算法逻辑；看似没有加工规则，实际是以人的欲望最大化和商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准则。这些都为出版者和政府管理者的介入创造了空间。凭借在内容导向管理方面的经验，出版业有望在互联网知识领域继续发挥把关人职能，参与直至主导整个知识行业的规范体系和技术标准。
（3）超越技术逻辑秉持知识传承和文化积累的出版底色。
出版在漫长的媒介文明史中，通过选择、记录并保存历代文献，构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知识谱系，展现出了凝聚家国情怀、传承民族记忆、记录时代风貌的出版底色。无论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的主体、流程、形态、规则如何变化，出版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底色永不过时、永不褪色，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古腾堡精神”，认为一个健全的智能社会应是“用更加丰富的人性来让机器获得与人之为人更加一致的发展，把技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在由技术逻辑构建的工具理性世界和产业逻辑构建的商业帝国所耦合而成的现代社会中，出版应当具有超越技术、商业逻辑的文化“定力”，缔造智能社会知识传承的文化“理想国”。如“数字敦煌”“中国记忆”等数字项目，通过将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以数字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和传播，使得知识积累的形态从静态的文献资料进化为由出版物、影音资料、三维仿真模型、展览活动等构成的全息化知识资源体系。在全息化知识资源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出版完全有能力借助技术的翅膀，凭借在文献时代积累的知识资源禀赋更加深度地介入数字记忆的生产、组织和传承中来，从而彰显出版行业的时代价值、核心价值。
3 结语
平衡技术与文化、工具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时代之后长期面临的命题。在漫长的媒介文明长河中，出版已经显现了其在知识生产、文化积累方面的重大历史价值。数字化变局下，出版正在经历技术与产业的洗礼，其核心价值正在经受诸多挑战，把握技术赋能契机、全方位服务人的多元诉求、坚守把关人职能、秉持文化底色将是未来出版“破局”的关键。正如古腾堡精神启示人们的：智媒时代不仅要利用智慧和经验创造工具，还要在功用和伦理上用好工具，这需要有高于一切工具本身的人的智慧。出版理应具备而且必然具备此种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