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滔滔之势席卷全球，虽然目前各行各业已然放开并陆续复产复工，但疫情的传播还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我国的防疫依然保持高压的态势，出版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影响。
后疫情时代，影响还将持续，甚至深远。疫情的冲击使广大出版工作者充分意识到了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与急迫性。
Part.1 加大数字出版力度
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全球图书出版总裁贝谨立的思考是：“疫情显示了数字出版的价值，未来可能还会产生更多新型媒介与图书购买方式。”
本文图片来源：版书先生公众号 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全球图书业务总裁贝谨立
疫情不仅加速了出版业向数字和线上业务的转型，也让出版营销的重心向线上逐渐开始转变。不但欧洲、美国的线上销售业务激增，印尼、菲律宾、意大利和格鲁吉亚等国也开辟了线上售书渠道与互联网巨头开启竞争。
在疫情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是一种可靠性强的发展趋势。牛津、剑桥、麦格劳希尔等国际知名教育出版商自疫情以来的复苏和增长都得益于大力研发和推广数字教育产品。
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发超过了1000种包括电子书、课堂演示工具、有声书和视频资源等形式在内的数字课堂资源包，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在开发高等线上教科书平台不断努力着。
这里的数字出版不仅仅指可视内容，还包括可听内容，实现有效资源的再利用和效益的最大化。要在原本纸质图书中有价值的内容数字化的同时开发新的内容，方便携带的手机具有其他电子仪器难以匹敌的优势，所以各社更要加大力度开发出适合手机阅读的内容，根据市场需求精准投放。
Part.2 图书选题的变化
疫情不断推进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图书选题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
本文图片来源：版书先生公众号
根据全球和中国开卷数据统计显示，疫情期间学术、文化和传记等非虚构类读物的销量持上升状态。疫情也造成部分国家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兴起，文明冲突的风险也被增加了。现在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重塑的过程，国际形势或许会更加错综复杂。而在这样的国际态势下，我国与国外文化交流总体的态势可以概括陈述为：文化交流较为充分，文化交融任重道远，文化交锋日趋激烈。
面对疫情，国际众多出版社都积极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专业性，增加了与疫情相关的图书，用知识抗“疫”，这类图书既包括科技和社科类图书，也包括小说等文学作品。（如公共卫生、防病救灾、环境保护等）凸显出版社的社会责任。欧美和新加坡的图书市场在这方面都有所反映，各出版社都把这类图书优先安排出版。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出版商周刊》统计得出报道，手工和简单生活类的书籍颇受到读者青睐，为出版商度过危机作出了贡献。面对此次新冠疫情，美国的出版商也对这类图书寄予了同样的期望，而实际的出版情况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据出版商切尔西·格林讲在今年3月，出版商有关家庭种植和烹饪的图书在网站的直接销售增长了136%，线上的总销售也比去年增长了65%。
疫情过后，一切是否还能恢复如初，甚至是否胜过从前，是各方人士最为关心之事。国内外出版社在抗疫的同时，出版业的发展走势成为国内外出版界甚为关切之事。后疫情时代，出版业如何化“危”为“机”？各国出版行业迫切需要一场关于未来方向的“对话”，为整个出版生态系统相关者发声，并推动全球出版业实现复苏。
对今天的出版业而言，线上化的开拓只是一个开始，各出版社都应该制定“后疫情时代”出版战略，以在时代危机中孕育出版新机，于时代变局中开发出版新局，凝聚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