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大学出版是培育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装置，这一点是中外高等教育界和出版界有识之士的共识。美国的大学出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比较成熟，耶鲁大学第9任校长阿瑟·哈特莱（Arthur Twining Hadley,1856—1930）在追忆自己的行政经历时说：“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最满意的一件事便是本校出版事业之进步。它已获得全世界人士的赞许。”中国的大学出版萌芽于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初迎来了第一波发展高潮，契机就是由蔡元培所倡导的“国化教科书”运动，当时的知名学府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纷纷强化各自出版部的职能，并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合作，联合推出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教材。“国化教科书”运动所要实现的目标，乃是使本国学术摆脱作为西方学术附庸的地位，实现学术独立，进而建设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大学出版的第二波发展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契机是改革开放。我国在教育部的主导下先后建立了80余家大学出版社，由于当时教材极度匮乏，这些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教材，出版学术专著只是次要任务。第三波发展高潮的契机则是始自1999年的高校扩招，随着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效益陡然攀升，大学出版社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双一流”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此后又有一系列相关文件出台，最新的文件是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笔者认为，从2015年8月至今，再到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将会是中国大学出版的第四波发展高潮。此一阶段，大学出版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双一流”建设。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大学出版的主要任务是教材建设，这也是大学出版的初心。一流的本土化教材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前提条件，但只有一流教材是远远不够的，“双一流”的实现还需要学术专著、学术期刊、学术社团、学术评价机制等诸多系统性要素朝着“一流”方向齐头并进。本文将从特色教材与特色学术著作、知识的公共化这两个维度，探讨大学出版在“双一流”建设中具有的价值。
一、以打造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促进“双一流”建设
1980年，全国当时只有“一家半”大学出版社，一家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半家”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它创建于1957年，1959年调整出版事业时被停办了，人们就戏称它是“半家”。而当时全国共有1000余所高校，大约开设了3万门课程，但只有16%的课程有教材，剩下80%多的课程只有油印教材或者手写教材，教材的缺口极大。如果要补上缺口，光靠当时已有的专业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兴办大学出版社以解决教材短缺问题，就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界的普遍需求。
此外，兴办大学出版社还受到我国书院制度的影响。曾参与创建大学出版社的季啸风（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回忆道：“历史上的许多书院，既不是单纯的教育部门，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部门，往往集教学、学术研究、藏书、刻印于一体……我们就想试用书院制度的经验，在大学创建一些出版社，使它们不仅可以为教学提供教材，为科研陈列学术成果，而且成为学校为社会服务的一个窗口。”可见，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是我国大学出版领域的初始制度设计，也是大学出版社的合法性根基。而教材和学术著作的特色越鲜明，就越能促进学科地位的提升，大学出版社也就越能得到所在大学以及社会的认可，其合法性也就越强。
1.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是大学出版社的合法性根基
《意见》第10条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其底色正是中国特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既需要学者立足于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土壤之中，研究本土学术问题（也可以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本土学术问题），又需要每一家大学出版社立足于本校的学科特色，精心进行选题策划，出版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
在20世纪80年代兴办大学出版社的热潮中，出版管理部门特别强调大学出版社要以“特色”立社，“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就是学校的专业分工，出版社的特色和优势就是学校的特色和优势”。笔者认为，这条准则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适用。如果大学出版社不立足本校、不与本校特色学科形成良性互动、不出版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那么大学出版社就会遇到合法性危机，也就是人们会怀疑大学出版社还有无必要存在。
不仅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强调将出版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作为合法性根基，国外的大学出版社同样如此。2019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大学出版社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ses）理事会发布了“大学出版社的价值”宣言，分别从社会、学术和大学三个维度各列出10条价值项，总共形成30条价值项。学术维度的第10项规定，大学出版社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供其学习用的书籍、期刊论文和数字项目，上述资源的目录将作为全面的教学大纲和阅读清单的基本组成部分。学术维度的第5项规定，大学出版社应该对学术新人著作的出版进行赞助，这些著作是他们获得任职资格和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也是美国大学出版社的核心业务。
由于上述规定是针对该协会下属所有大学出版社而论的，因而并未强调“特色”，但各家出版社在制定各自的编辑计划时，普遍会强调各自的特色。譬如，阿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计划就强调“所有投给本社的稿件原则上应与阿拉斯加地区或环北极地区有较强关联性”；加劳德特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计划强调选题应与听力障碍相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作为美国老牌的大学出版社，聚焦于健康护理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同样老牌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的员工人数为268人，年出书200多种，这个规模在美国大学出版领域算大型的，其聚焦于社会科学领域，代表性书籍如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
此外，当今大学出版领域的巨头剑桥大学出版社，早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它“以发行最良好的非小说类书籍闻名于世，但同时还出版最有价值的学校课本”。所谓非小说类书籍，主要就是学术书籍，而学校课本自然就是教科书。时至今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体量巨大，堪与大型商业出版社相比，但它仍然以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为合法性根基，而没有走综合型路子，其“对外英语教育”（ELT）系列教材也成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独具特色的系列品牌。
2.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与“双一流”之间的因果机制
“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证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具有共同特征，更具有鲜明特色。”如果将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设定为“因”（X），将“双一流”设定为“果”（Y），那么从因到果就必然有一个因果机制，而非从原因直接飞跃到结果。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有多个部件，部件与部件之间呈现为链条式的关系，链条的运行过程就是因果机制。笔者认为，在上述X到Y之间，主要部件为：大学出版社所在大学的某些学科具有特色，大学出版社从制度层面为特色教材和特色专著的出版提供保障，大学出版社对特色成果进行推广发行。
笔者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过两年，这里就以该社为案例，剖析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与“双一流”之间的因果机制。华中师范大学于2005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高校名单，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高校名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主要出版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
首先，就华中师范大学的特色学科而言，作为教育部直属的一所师范类院校，华中师范大学的整体实力在原211高校中居于中流，但某些学科如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和政治学却在全国居于一流地位，是学校的特色和优势学科。特色学科本身带有一定的“先验论”，即在大学出版社出现之前，该大学已经形成了某些具有特色的学科。但大学和学科存在于“大学场域”之中，一所所大学、一个个学科都是该场域中的“力量代理者”，彼此之间的力量是不断变化的，此消则彼长；而大学出版社则是改变“大学场域”中力量对比格局的关键变量。因此，大学出版社在“双一流”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
其次，特色学科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大学出版社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邢福义说，像华中师范大学这样的学校，要想全部学科都成为一流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在某些学科领域有所突破，获得“单项冠军”，这是大有可为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前社长范军对此深有感悟，他在担任社长期间，每年从企业利润里拨出一部分，专门用于补贴特色教材和特色专著的出版，对于一些社会效益特别显著的选题，还积极申报湖北省出版基金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和教育学学科地位的提升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还有刘守华教授领衔的民间文学专业、张三夕教授领衔的古典文献学专业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国古典文献学》等特色教材为全国众多高校采用，这两个专业也成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特色品牌。这一良好局面得以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最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实质上都是围绕知识展开，一种知识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并将其用于指导实践，那么这种知识就越“一流”，越具有客观性。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只有卖出去了，并且卖得好，才能真正促进学科地位的提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特色教材和特色专著的推广发行，主要是靠线下发行渠道和馆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教材卖得较好，一方面是由于学科优势和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赋予上述教材丰厚的象征资本，另一方面也与发行科工作人员的用心营销有关系。
由此可见，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与“双一流”之间的因果机制主要由三个环环相扣的“部件”组成。大学首先得有特色学科（这也是为什么只有部分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才有附属出版社的主要原因），大学出版社再为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围绕这些出版物展开精心营销。
二、以推动知识的公共化促进“双一流”建设
所谓知识公共化，指的是知识为更多的公众所接触和使用的一种趋势。媒介是知识的载体，从媒介演化的长时段历史来看，其所呈现的是知识传播的公共化范围不断扩大、公共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春秋以前的媒介主要为龟甲、缣帛、青铜器等，知识被官府所垄断，也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春秋后期，孔子等人借由口头传播和将思想书于简牍之上等方式，逐渐打破了知识由官方垄断的局面，普通人也能接收之前由贵族所垄断的大部分知识。而后，纸张及抄本、刻本、铅印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大家族的诸多成员，以接力赛的方式将知识传播的公共化范围不断扩大，公共化程度不断加深。
及至当下，人们对知识公共化的诉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学术出版领域主要体现为开放获取运动方兴未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知识领域，公共化就是时代精神的内核。因此，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处于时代场域之中，必然要具备公共化精神（当然，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不能公共化）。笔者认为，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建构学术著作的开放获取机制来促进知识的公共化传播，进而促进“双一流”建设。
1.他山之石：西方国家学术著作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机制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文献的偏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显然偏好期刊论文，而后者则明显偏好学术专著。因此，在学术出版领域，学术专著的主体就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专著。本文所论的学术专著，如不加特殊说明，指的就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专著。一流的人文社会学科，往往靠大师和大作（即经典学术著作）来体现。而这个“大”字，其由来既有官方认证，又有公众口碑。
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协会的“大学出版社的价值”宣言中，社会维度的第1项规定：大学出版社的价值在于使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更广泛的大众所接触和使用。这一项规定不涉及意识形态，笔者认为上述内容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为了推动科研成果更广泛地传播，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基金会、学术出版机构、图书馆、大学和研究者等学术场中的诸多力量，当下正致力于建构合理有效的开放获取机制。截至目前，开放获取在学术期刊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类期刊领域已经运用得比较普遍，机制也比较成熟，但在人文社科类学术著作领域，开放获取的进展则要缓慢得多。
大学出版社在学术著作开放获取出版方面有着先天优势，理应有所作为。2017年，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大学出版社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ties Presses）联合发起了一个针对人文社科类学术著作开放获取的试验项目，项目名称为“面向开放学术专著生态系统”（Toward an Open Monograph Ecosystem），该项目为期5年。该项目的开放获取机制如下：其一，参与该项目的高校承诺为每部学术著作（9万字左右）提供1.5万美元资金支持，用于开放获取；其二，参与该项目的大学出版社承诺为被项目收录的开放获取学术专著制作专门的数字版本，签署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将这些开放获取学术专著的数字版上传到指定的开放获取仓库。从上述机制中可知，高校和出版社是两大行为主体，高校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大学出版社则为该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开放获取的核心要义是，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处理费由科研赞助机构或作者支付，出版商对成果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将其上传到开放获取平台，社会公众可以在平台上免费浏览和下载上述研究成果。能否找到成功的运行机制，这是决定开放获取成败的关键所在。
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资深教授杰弗里·克罗斯克（Geofrey Crossick）认为英国的学术专著开放获取出版主要有如下几种运行机制：其一，科研项目补贴机制，即以科研基金补贴作者的开放获取费用；其二，大学补贴机制，即大学对其职员的开放获取著作或附属出版社的开放获取进行补贴；其三，理想主义机制或破坏性创新机制，即开放获取出版商受理想主义或破坏性创新心理的驱使，而不计成本地出版开放获取专著；其四，免费增值机制，即在明确告知公众已有免费版本的前提下，出版实体本进行售卖以获取收益；其五，作者自费机制。在上述模式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是科研项目补贴机制。
除了由大学、大学出版社、图书馆等非营利性机构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学术著作开放获取试验，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譬如HEFCE（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近年来尝试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英国的卓越研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简称REF），是英国政府评价高校研究质量并依据结果进一步予以资助的一项行动计划，每7年发布一次。在REF 2014（对2007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成果进行评价）评价体系中，规定凡是提交给REF学科评审组的学术论文，必须开放获取，而对于学术专著，则不作强制要求，只是鼓励。2016年，REF的主管机构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设想在2021年的评审中将学术专著也纳入开放获取评价体系。为此，该机构委托一批专家对人文社科类学术专著开放获取出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但REF 2021（对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成果进行评价）的评价体系仍然沿袭REF 2014，未将学术专著纳入开放获取评价体系。下一次的评审即REF 2028，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极有可能会试验性地将学术专著的开放获取纳入评价体系。
可见，人文社科类学术专著由于其特殊性，其开放获取出版实践目前在英、美学术界整体上尚处于“自下而上”的状态，即由大学、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商、图书馆、基金会、研究者等自行组织，但其政府也在尝试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管理。
2.本土特色：国家级科研项目或能成为学术专著开放获取的关键因素
结合上述的内容，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亦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学术专著开放获取出版方面的试验，尝试建构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试验后，政府部门可以尝试将学术专著开放获取出版纳入全国性的学科评估体系中，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顶层制度。
欧美的学术著作开放获取领域，比较成功的运营机制是科研项目资助机制和大学补贴机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或可成为我国学术著作开放获取取得实质进展的关键因素，大学出版社与该项目进行合作，是很有希望建立有效的科研项目资助机制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该项目的主管部门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极具权威性，由该项目组牵头开展学术专著开放获取试验，示范效应更显著。其二，该项目专门资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专著的出版，尤其注重资助中青年学者，而中青年学者更容易接受学术出版新模式和新机制。其三，该项目对推荐的出版社严格把关，并进行动态调整，近几年推荐的出版社数量在50家左右浮动，其中大学出版社占了近一半的比重，大学出版社的能动性空间很大。有学者对2004—2016年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总被引次数超过20次的出版社的相关信息做过统计，结果显示：从总被引次数看，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成果以421次名列第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被引次数也都超过200次，分列第二、第三位；从平均被引次数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名列榜首，高达36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平均被引次数也都超过10次。上述数据也可以从旁佐证大学出版社在该项目中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笔者建议，国内一流大学出版社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可以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展合作，就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的开放获取开展一些试验性工作，探索学术专著开放获取的有效机制。
学术著作开放获取，首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已经转制为企业，而企业是要盈利才能存续的，学术著作开放获取的成本不可能完全由大学出版社来承担。在资助出版方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一般项目经费为20万元，其中给资助出版余留了足够的空间，这也为大学出版社开展学术著作开放实践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因此，就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而言，其成果开放获取的资金支持是不成问题的。数字出版技术方面，当前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技术比较成熟，由大学出版社制作开放获取数字版本，并将其上传到特定平台（譬如大学出版社自己的网站），供公众免费就目前浏览和下载，这些在技术上都不是问题。大学出版社开展学术著作开放获取试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学出版人的疑虑心态、学者的疑虑心态、版权问题等。破坏既有格局，可能会带来风险，也可能带来机遇，这是对大学出版人心态的考验，卓越的出版人理应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学者的疑虑心态则主要是担心开放获取的学术专著无法纳入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担心开放获取会放大专著的不足从而招致更多的批评，给自己的学术声誉带来负面影响，以及担心可能会损失潜在的版税收入（如果其著作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相对而言，中青年学者对学术专著开放获取的接受度会更高，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主要资助对象正是中青年学者。至于版权问题，“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在学术出版开放获取领域的应用已经比较成熟，比如，英国大学出版社主要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 BY-NC）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CC BY-NC-ND）这两种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在开展学术专著开放获取试验时，可以适当借鉴上述方式。
在大学出版社开展一系列学术专著开放获取试验之后，政府相关部门可适时进行顶层制度设计，譬如尝试将学术专著开放获取纳入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体系之中、为学术专著开放获取制定相关的保障性制度等。
三、结语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特色一流，扎根中国大地，深化内涵发展，彰显优势特色，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之路。瞄准世界一流，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引导建设高校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争创一流，构建一流大学体系，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双一流”战略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大学出版社、图书馆、学者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建设。本文主要分析大学出版社在“双一流”建设中所应具有的两个价值维度：一是以出版特色教材和特色学术著作促进“双一流”建设；二是通过探索学术著作开放获取的合理机制，使学术成果能够为更多人所接触和使用，以此促进“双一流”建设。这是对《意见》中基本原则的呼应，“双一流”既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也要使学术知识惠及公众，形成大气象。
《意见》中指出“瞄准世界一流”，本文基于此采取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美、英等国的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制度进行比较，寻找可供参考的制度经验，并避开西方失败的制度经验。一流大学的理念都是相似的，这种行为背后的理念或许可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来阐释，其校训是：知识属于全世界。这与我国学术界的一条共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何其相似。西方的大学、大学出版社、图书馆等非营利性机构之所以提倡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开放获取，原因在于西方的学术商业出版制度近年来对知识的传播形成了极大阻碍。因此，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前提是这些大学和学科所生产的知识要便于公众接触和获取，从目前来看，开放获取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保障机制。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理应在学术成果开放获取中有更大的作为，尤其是在学术专著开放获取方面。在促进“双一流”建设方面，大学出版社任重而道远，这需要大学出版人有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和大破大立的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