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发布，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其中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根据《纲要》，2021年12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增强出版公共服务效能，其中包括加强各类出版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出版单位积极建设综合性、专业化大型数字出版平台。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战略研究不断深化，借鉴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需求供给理论等经典理论，出版业的公共性属性日益成为共识，构建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出版业在出版产业化进程之后必然的发展选择，并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平台构建起出版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服务场域，由此可见，完善数字化平台建设已经成为增强出版公共服务效能、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一、解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出版公共服务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理念及规划政策溯源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理念呈现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治理”的深化演进过程。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将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着力提升文化治理效能。随着发展理念不断深入，国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第一次正式写入国策。其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规划政策日臻完备（见图1），从全会公报决定、发展规划纲要、两办若干意见、指导标准逐步发展成为立法决策，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实施主体、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等诸多内容作出标准界定和法律规定，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行业管理规划向国家治理布局的演变过程。
本文图片来源：出版广角公众号 图1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重要发展规划政策
2．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研究探索
在运行机制模式方面，吴理财建议在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和公共文化具体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最终形成网络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刘薇指出，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引进民间资本、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供给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使社会公众得到更高质量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可以使市场主体在市场体系中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和创造力。在供给模式方面，周晓丽、毛寿龙从实施主体角度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权威型供给模式，实施主体是政府；二是商业型供给模式，实施主体是企业或私人组织和机构与政府形成的合作共同体；三是志愿型供给模式，实施主体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的第三部门。
3．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看出版公共服务
在党中央、国务院逐步加深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认识、不断完善发展规划政策设计制定的过程中，我国出版管理部门、专家学者、领域从业人员结合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研判、对行业实践进展的跟踪以及对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借鉴，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出版公共服务问题展开诸多研究，在此过程中不断明确对其内涵定义、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解和阐释。
（1）出版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演变历程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发展重点，明确要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出版业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发展出版公共服务责无旁贷。2007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提出：各级新闻出版局是行政主体，要履行好宏观调控、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四项职能，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努力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其后，出版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渐成体系（见图2），并顺应社会发展环境的变迁和公民文化服务消费习惯的改变，统筹规划实体服务与数字服务，从多种层面体现出版公共服务效能，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格局中对出版业的指导日益具体有效、保障有力。
本文图片来源：出版广角公众号 图2 我国出版公共文化服务重要发展规划政策
（2）出版公共服务内涵定义
随着国家规划不断完善，专家学者对出版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定义不断深化。2007年，由王涛、郝振省、范军、刘拥军、徐升国、申亚杰、于秀丽、成淼等专家组成的公共文化课题组，研究指出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包括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专门从事公益性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发展的重点是建设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培育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建立和完善公共产品的出版发行机制，组织实施公共新闻出版工程，大力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捐助机制，形成支持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风气和环境等。吴淑芬、张养志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给予界定：出版产业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公共财政为主、其他社会资本为辅，公共出版机构为主、其他出版机构和社会组织为辅，为人民群众提供文化知识和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为出版公共服务构建了更加开放包容的发展生态。周蔚华提出，出版公共服务是指与出版产业相对应、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具有公益性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出版产品和服务。该定义具备更宏观的概括性，明确了出版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性质界定。本文依据此定义展开研究，并且明确出版公共服务平台主要包括能提供上述定义中的出版产品和服务的门户网站，以及关联的APP、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渠道。
（3）出版公共服务模式
出版公共服务实践的不断拓展和深入，推动了关于出版公共服务模式的总结研究。既有关于宏观管理模式的探讨，如仇英义建议重点借鉴英国等国家的经验，在完善政府投资的基础上制定优惠的准入政策，逐步建立起与新闻出版强国相符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主体多元的公共服务体系；也有微观实践模式的研究，如张志强结合社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日益重要的现状，提出应鼓励基层网点孵化模式，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全民共建的长效机制。各界专家在探讨我国出版公共服务模式的同时，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如江翠萍总结了国际出版业公共服务的三种模式：日本、法国等国家的“中央集权”或“政府主导”模式；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市场分散”或“民间主导”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与民间共建的“分权化”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明确出版业公共服务的价值体系、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加大对出版业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等启示建议。
二、我国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建设现状
1．建设进展
（1）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平台建设的政策环境不断成熟
一方面，国家从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深度融合发展的角度，从整体出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推出系列指导政策（见图3），推进数字化平台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全民阅读、出版物发行等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的主体建设内容等出台细化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政策，推进数字化平台建设。
本文图片来源：出版广角公众号 图3 我国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重要发展规划政策
（2）国家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初成体系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下，我国重点推动农家书屋工程、全民阅读工程、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盲文出版工程等惠民工程，初步构成了出版公共服务体系，与国家推进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共同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
依托其中线上线下统筹发展的重大工程，初步形成了功能各异的国家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体系。主要有中国农家书屋网，提供各级书屋建设进展信息、政策规定、建设经验交流、书屋出版物管理规范、捐赠信息等公共服务；中国全民阅读网，提供全民阅读推广全国动态信息、全民阅读品牌活动信息、推荐书目信息、全国优秀书店及图书馆信息、全民阅读地方法规信息、全国文化站数字监管和服务、直录播申请等公共服务；国家出版基金网，提供基金动态、规章制度、资助项目查询、出版成果展示、精品呈现等公共服务；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全国出版业书目数据、销售数据、库存数据、交易数据等公共服务。此外，还有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建设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云”，提供文化活动资源、文化课程资源、文化书目资源、文化产品和服务采购大集、行业培训、志愿服务等出版相关公共服务。
（3）专业出版单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初见成效
一方面，具备学科领域特色的专业出版社不断完善自身公共服务平台体系的公共服务效能。全国的出版社公共服务平台主要有3种类型：企业门户网站、新媒体宣传体系、自身开发的知识服务平台，后两种平台已经成为专业出版社开展公共服务的主要阵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研制的《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以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新榜研究院联合出品的《2021年出版行业新媒体影响力榜单》显示，出版行业积极布局新媒体，通过APP、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渠道，以及微信公众号、小程序、阅读学习社群等开展品牌宣传、营销推广。与此同时，自2015年国家大力实施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以来，专业出版社及出版集团充分发挥自身在专业领域的特色优势，积极发展知识服务平台，如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中国古生物地层知识库”为代表的专业学科知识库、以“中科助学通”为代表的数字教育综合服务、以“单基因疾病诊断知识服务平台”为代表的医疗健康大数据三大业务方向已经建成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的知识服务平台。
另一方面，综合性出版专业单位致力于建设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易阅通”，广泛汇聚了海内外出版机构的高品质数字资源，呈现电子书、电子刊、有声书、数据库等多种产品形态，涵盖83个语种，外文出版物中英语内容近70%，阿拉伯语出版物占12%，德语、法语出版物各占6%和4%，学术优势突出。同时，“易阅通”也不断走向多元化，大众资源、原创内容资源的占比也有所增加，并开发了“新时代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专栏”等特色专题资源。
（4）泛在同行积极参与出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第一，全国图书馆体系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平台建设。图书馆是促进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2018年1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互换共享等活动，推广全民阅读”，第四十条规定：“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研究……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相应国家立法推进，国家图书馆面向全国范围的公共图书馆认证，推出了移动服务项目“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该平台汇集7万余册最新优质电子图书、千余种最全电子期刊，3万余张图片、千余个视频、短片以及各地馆的优秀特色资源。连接数字图书馆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各公共馆办卡用户，通过各自读者卡号（身份证号）及密码免费阅读平台主站以及其他公共馆的各类型特色数字资源。图书馆行业协会也积极参与阅读推广平台建设，推进出版公共服务。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于2016年10月起在全国组织发起“阅读推广公益行动”，并建设同名数字服务平台，开展“扫码看书，百城共读”“悦读悦听悦览，码上同行”等主题活动，陆续有超星、QQ阅读、新语数字图书馆、博看网作为资源供应商提供活动资源。活动以数字资源和二维码为推广内容和阅读方式，读者只需利用微信“扫一扫”功能，即可快捷在线获取图书、期刊、视频等各种资源全文。
第二，行业协会组织平台提供多层次数字出版公共服务。一是出版领域的行业协会组织建设数字化平台提供出版公共服务。如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通过门户平台及APP等新媒体渠道为公众提供走进协会、资讯中心（通知公告、协会活动、会员活动、行业资讯、对外交流、海外资讯等）、政策法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行业政策等）、信息服务（协会会刊、行业数据、行业分析）、展会服务（北京图书博览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其他展会）、行业标准（标准动态、标准查询）、培训服务等综合公共服务。二是相关领域学协会共建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通过门户平台提供科普阅读推广实践沙龙、繁荣科普创作系列学术沙龙、中国优质科普期刊推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获奖信息发布、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奖获奖信息发布等相关出版公共服务。
第三，知识服务供应商参与建设出版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等知识服务商基于自身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图书信息等出版内容资源，建立了行业知识服务与知识管理平台，覆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主要行业门类，如生态环境知识资源总库通过有偿服务方式构建了有效的知识传播与数字化学习平台。
2．现存问题
（1）国家级出版公共服务平台兼顾出版业务全流程和公共服务效能有所不足
在转型期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相关机构相继投入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建设。由于对出版公共服务范围、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方案、服务模式等认识不到位、不统一，因此尽管现有平台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但是仍不能全方位提供面向出版业务全流程的公共服务，或者缺乏对出版文化传播服务的优化设计，平台呈现不能给公众带来美感和吸引力，进而影响平台服务效能。虽然不同层次的平台具备一定的丰富度，但是国家级出版公共服务平台在兼顾出版业务全流程和公共服务全效能方面尚有待完善，亟须在国家统筹规划下，建立具有国家级公信力的一体化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资源与服务，避免重复建设。
（2）平台功能设计与深层次出版公共服务需求有差距
目前，我国已有的能全面或者部分起到出版公共服务作用的数字化平台，功能设计主要包括出版物资源信息发布，如图书公共检索目录OPAC、优秀出版物推荐书目、出版物内容检索，资源描述、在线多媒体阅读及下载服务，出版文化交流、教育培训等活动信息的发布。此部分功能已较为完善，但在深层次服务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对于出版内容资源的多维度、多媒体揭示，面向出版产业链的资助信息发布、申请服务以及绩效评估，不同等级出版奖项公开评定流程，在线会议研讨区、主题研究讨论区等网络社交功能，社交媒体互动分享等交互功能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不同层次的平台数据共享有待完善
由于启动阶段和主管部门不同，现有的出版公共服务平台缺乏统一建设规划，缺乏数据标准规范和数据重用机制，无法实现出版数据资源的共享。与之相配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数据标准、功能架构、技术体系也难以统一，造成了平台重复建设、浪费网络空间资源、数据孤岛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4）平台与新技术有机融合有所欠缺
已有平台普遍缺乏对人工智能、VR/AR、5G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在资源汇聚、关联、呈现等方面缺乏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难以保证资源内容的全面性、准确性以及资源呈现的趣味性和交互性，难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难以充分实现出版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益。
（5）平台资源数据质量亟须提升
平台建设各相关方对数据合理使用认识水平有一定差异，因此现有平台资源多为题录、摘要信息，对出版物全文的合理揭示有较大欠缺。同时，展示技术还须不断深化研发，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提升资源展示的清晰度和资源揭示的多维度，优化用户体验。
（6）公众参与功能设计不足
现有平台普遍缺乏面向不同用户的个性化内容推荐及分发，虽然已有一些平台考虑到“分众”需求，但划分粒度较粗，划分维度单一（如面向青少年、女性分发特定内容），缺乏基于用户阅读行为及社交行为分析的内容推荐，交互功能设计不到位，公众参与空间安排不足。
三、完善我国出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建议
1．加强国家级统一平台建设
基于我国国情，我国的出版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主体是国家部委和各级政府。与此同时，结合出版业的转型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应广泛寻求行业协会、出版发行企业、作者群体、社会公众支持。其应加强国家级统一平台建设，以需求为导向、以内容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标准为前提、以技术为支持、以效能为目标，进行全国组网联合，在现有平台建设进展的基础上完善建成为统一的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品牌影响。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更有利于平台打通出版上下游环节，基于出版流程的科学设计和公众多层次出版文化需求，积极响应规划服务平台整体建设，以取得更好的服务成效。
我国可借鉴国际相关经验，如法国文化部负责评估和规范图书产业链，包括书店和出版、公共阅读、数字和遗产政策等领域，负责监督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公共信息图书馆和国家图书中心（Centrenationaldulivre，以下简称CNL），通过地区文化事务部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其制定的国家政策。法国文化部下设的国家图书中心主要负责出版公共服务，其数字平台面向作者、翻译者、插图画家、出版商、书商、图书馆员和文学活动的组织者及其他公众，展示如下信息：1946年以来由CNL资助出版的近28000本书，并每年递增900本；CNL活动和出版资助信息；CNL系列研究报告；国际、国家、区域出版合作信息；人才培训信息等。同时，提供LiR出版资助，在线书目浏览与检索、数据统计、图书推广、作家大师班教育培训、在线开放日、无障碍服务在线登记等服务。
国际化视野也是建设和完善国家级统一平台的内涵要求。我国应积极引入先进数字技术，不断加强国际出版资源和合作信息数据的智能发现、智能挖掘和关联揭示，了解世界出版格局变化和发展趋势。同时，我国应利用数字平台持续推动出版走出去。随着我国出版实力不断增强，主动参与国际出版规则制定，可以在保障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借鉴国际组织的经验做好中国声音的国际化表达。比如国际读写协会用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中文、英语、波斯语、法语、海地克里奥尔语、日本语、毛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僧伽罗语、西班牙语、他加禄语、泰米尔语等16种语言发出“儿童阅读权利倡议”，以每个儿童应得的10项基本权利为基础，旨在确保世界各地的儿童都能获得阅读所需的教育、机会和资源。
2．功能设计更为深化
理想的平台应该可以实现公共服务建设工程与社会之间的广泛交流和互动，服务于工程招标、发布和社会监督与评价。促成公益性项目的主持单位应自觉地形成重视公共服务质量、读者满意度和文化贡献指标等经营服务机制。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应能提供如下公共出版服务：选题资源库与合作开发；出版物资源库与整合营销；版权资源库与贸易合作；网络书店与物流配送；网络论坛、书评与用户互动；公益性项目管理与评价等。
在上述主体功能之外，平台应优化出版资助功能设计。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规划中的政府购买、项目补贴、以奖代补、定向资助、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等资助类型数字化、流程化、透明化地展示，切实支持社会各类组织和机构参与出版公共服务。我国可借鉴国际出版服务平台的做法。如法国CNL服务平台设有LiR资助服务模块，其宗旨是支持图书生产链中的所有参与者，专门开发了附属的“数字援助申请门户”，为申请者提供完备的数字化服务支持，援助的范围包括：作者和翻译者、出版商、期刊、图书馆和协会、书店、国外的法语书店、文学活动等。除提供基于传统出版流程（出版作品、大型编辑项目、宣传作者和出版物、提供经济贷款、法语翻译、世界推广等）的援助款申请服务，CNL服务平台还提供特别的数字援助服务，主要包括协助创建和开发有声读物（实验装置），在编辑制作数字图书内容的结构化或作品发行等领域开发结构化和跨专业的数字服务项目，出版和发行数字图书等。
3．通过数据包容和数据兼容完善数据共享
出版公共服务平台应更加完善出版内容和服务功能的兼容性设计。一方面，做好数字包容，从数字基础设施的可达性、数字内容的可获得性等方面拓展服务，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社交媒体优势打造集成服务数字平台。另一方面，做好数据兼容，通过推广数据统一标准，提升平台数据兼容性，实现不同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推动书目信息、出版物发行信息、文化活动信息等公共服务数据的共建共享。
完善基于出版公共服务不同场景的资源共享机制建设，以满足出版资源在元数据、集成检索、数据关联、个性化接口服务、语义化资源标引、搜索引擎兼容性、可视化分析、移动检索等不同场景服务模式下的资源共享与利用需求。应重点关注资源共享与利用的权益问题，明确相关权益主体及权益约束范围，提供在资源发现、资源遴选、资源采集、资源组织、资源保存、资源服务全流程中的权益问题解决方案。
4．强化智能技术应用提升平台张力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21年有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视频讲书成为新的阅读选择。结合公众使用出版服务的方式变化，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平台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四全媒体建设目标，不断结合公众的出版公共服务需求，强化AR/VR、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在出版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应用。
在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我国可以参考国际图联服务平台实践。国际图联图书馆出版特别兴趣小组（IFLALibPubSIG）与国际图联关键倡议“提供支持图书馆工作的工具和基础设施”紧密结合，旨在创建一个活跃而全面的国际图联参与者社区，参与图书馆出版领域，利用可视化技术推出“全球图书馆出版地图”，集成显示学术图书馆的学术资料（文章、报告、书籍、数据）及相关社区内容（故事、当地历史、自助出版支持等信息）。
5．深耕合理使用原则，不断提升平台数据质量
高质量内容数据是出版公共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能的资源基础，而版权问题是内容资源建设的重中之重。平台内容资源一般包括公共版权内容、版权失效的内容及非公共版权且版权未失效的内容，前两者大多面向用户免费，后者多采取收费方式，也有平台采取可控使用方式，根据版权所有人的规定，提供全文、摘要、题录等不同类型的内容资源。如国际读写协会ILA数字化服务平台中“教学实践”板块就采取了版权可控使用模式，部分开放获取的主题教学实践数字资源提供免费全文浏览和使用，部分主题资源则需注册成为ILA会员方可浏览和使用。
信息发布类数据和服务通常面向所有社会公众，体现服务的公共性与均等性，为公众提供信息共享、自由选择的机会。公众通过各种出版公共服务平台可以获取书目信息查询，全国性、区域性的畅销排行榜单查询，销售借阅地点推荐、市场监测报告数据查询，以及关联的展览、文化活动、教育培训等综合公共服务。因为知识产权、资助范围、数据有限公开、金融交易等原因，需要设限访问的资源和服务通常采取两种方式确定服务对象：一种是会员制管理，这种情况常见于行业组织牵头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如美国出版商协会通过平台为其会员提供行业统计数据、重要行业新闻、协会通讯、白皮书、问题摘要和立法更新等专属服务。另一种是成员单位注册管理，这种情况常见于国家或者行业平台的行业数据统计或者监测管理服务，如我国的“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通常要通过账号和密码管理，实现成员单位信息系统与公共服务平台的业务对接和业务单证数据交换，通过加密机制保证数据安全。
此外，业界应在借鉴已有方式的基础上，基于出版公共服务的公益性特征，利用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条款，广泛寻求内容提供商的帮助，通过签订特殊使用协议等方式，保证公众通过服务平台最大限度地浏览和使用内容资源。
6．技术赋能提升公众参与度
国际出版公共服务平台普遍应用社交媒体及媒体交互技术，各类平台在以门户网站为主体的基础上，兼容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Youtube、Snapchat、Pinterest、Tumblr、Flickr等社交媒体应用，进一步提升平台的交互性、易用性和趣味性。以激发平台用户的阅读兴趣，增强用户黏性。同时，对用户阅读行为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可以指导上游内容资源的创作出版及流通。在这方面，我国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开发的全民阅读APP做出了有益的实践探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基于出版数字资源和分众用户画像的分众阅读服务、多媒体阅读服务、阅读分享服务，在智能媒体环境下不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效果。
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要求之一，未设置使用权限的平台资源和服务功能面向全体公众开放，在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同时，不应忽视少数人群的需求。一方面，要加强我国民族出版社门户网站向公共服务平台的升级建设，保护民族语言出版物的多样性，供少数民族群体阅读使用，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使其成为推动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增强出版、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通过平台建设不断提升残障人群的阅读参与，从资源建设、内容分发、阅读体验上全方位提升满足残障人群文化需求的能力。我国可借鉴英国皇家盲人协会图书分享社区（RNIBBookshare）的做法，其图书馆是英国最大的失明人士图书馆，为成人和儿童提供超过6万件数字、音频、盲文和巨型印刷书籍，通过大量可感知的教科书和材料来支持无法看到印刷品的特殊人群，支持他们完成从早期到成人教育的英国课程，并结合其由阅读激发的爱好特长，为其提供培训、比赛和就业的咨询服务。
四、结语
结合对国内外代表性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平台建设现状的调研分析，本文探索提出面向增强公共服务效能的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平台建设模式（见图4）。
本文图片来源：出版广角公众号 图4 面向增强公共服务效能的出版数字化平台建设
该模式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是主体层，通过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出版企业、民间组织、国际组织的协同合作，形成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建设者共同体，在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二层是资源层，通过选题素材数据库、作者数据库、用户画像数据库、合作信息数据库、行业动态大数据等数据信息集成，形成出版公共服务必备的资源保障层；第三层是技术层，借助数据发现、数据挖掘、智能标签、关联揭示、智能推荐等技术，在海量优质出版信息和用户之间建立有效关联，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传统阅读和智能阅读的有机融合；第四层是服务层，通过数字平台，汇聚智能感知、智能检索、知识图谱、作者合作网络、交流社区、智能决策等智能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出版转型，促进阅读推广，提升社会群体整体素质。主体层、资源层、技术层与服务层形成了一个出版公共服务数字平台系统，由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数据标准、共享协议等构成规范体系，确保这个系统形成互相促进、循环往复的良好生态。
与上述层面相补充，出版数字化平台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专业队伍，需要在政府层面统筹规划，协同有关主管部委、高校、科研院所和业界联合制定、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技术、平台管理、国际视野、技能融合等方面提升我国出版数字化平台建设人才的综合职业素养，拓宽跨界人才队伍组建渠道，为推进平台建设、增强出版公共服务效能提供必要的队伍保障。
构建面向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出版数字化平台，有利于形成赋能公众智能获取各方面有价值信息的交流渠道。一方面，可以为公众构建公共知识空间，提供多种来源的结构化以及异构出版内容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为公众构建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出版人高质量的加工，还有不同层次的普及工作，使出版公共文化服务在导引和提升社会价值取向方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而推动全民科学素质、文化素质、信息素质等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使人人都成为阅读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实现并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