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走出去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的重大使命，在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自 2003 年出版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资助项目先后启动。其中，以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为申报重点内容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下简称“经典中国”）已积极探索出一条出版国际化发展的道路。
“经典中国”启动于 2009 年 10 月，系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实施的图书对外翻译出版资助项目，是直接推动走出去战略的重点骨干工程。该工程的运作路径是评选优秀的外向型图书，给予翻译费和其他合理费用，以版权输出和出版合作的方式，推进书籍的对外出版和海外传播。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经典中国”在助力出版走出去的步伐、增强出版产业国际交流和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下，出版走出去过程中存在困难和问题。本文通过统计 2009—2021 年的“经典中国”资助和出版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出版走出去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要意义，梳理“经典中国”的项目实施情况，研判其取得的成效，反思出版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因应之策。
一、出版走出去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
国际话语权是指一国在国际上通过话语表达本国意愿、展示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以及主导国际事务、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出版走出去旨在“以书为媒”，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因此，出版走出去承担着世界各国民众认识今日之中国、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的桥梁作用，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出版走出去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源泉，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主要文化形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创造，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人类多元文明的进步提供了中国哲理和智慧。出版走出去向世界展示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本源。同时，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凝练中华文化精华，不断自我升华，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出版走出去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追求本国合理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习总书记《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语种译本的出版及输出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广泛接受的概念和表达，着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该理念的文化思想底蕴可溯源至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家国情怀”和“以和为贵”等优秀传统哲理，传承创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同时凝练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贡献。
（二）出版走出去有助于揭示“中国成就”蕴含的内在逻辑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不仅需要通过出版走出去向国际社会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卓越成就，更需要以出版物作为多元文化的沟通媒介，充分翔实地揭示在政党建设、国家治理和国际责任担当等领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所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地诠释了新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建设路径。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会有不同存在形式和表现状态。因此，中国道路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普遍意义，其他国家和民族可以借鉴中国积累的经验和选择中国提供的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因此，“中国成就”蕴含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规律具备民族性和世界性，为中国和世界交流开辟新境界，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三）出版走出去有助于展现当代中国真实的形象
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长期主导国际话语权，这一国际话语体系中充斥着大量关于中国被扭曲的报道、被掩盖的真相和被否定的事实，导致世界人民对中国产生了众多误解和误读。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四十多年来，虽然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发展优势并没有同比例地及时转换成国际话语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大国基于其科技和经济的绝对优势，向全世界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的人权观和价值观，进而以颜色革命推翻部分国家现政权、扶持建立亲美政权，创设“新型文化殖民国家”，更有甚者，利用其国际话语权的强势地位，以双标人权观歪曲中国各项公平正义的人权事业，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重大挑战。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出版物，是软性的、和风细雨的方式，容易被多元化各国文化接受和理解，有利于帮助世界人民构建对中国的正确认知，消除“刻板印象”，构建多元并存的世界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应向世界展现四个大国形象：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这四个闪亮的国家形象是中国故事的凝练和概括，既是对中国故事进行历史性回溯和现实性重构，又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或误解，将本国的具象性和全球的抽象性糅合入中国故事，为切实改善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夯实了基础。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世界认可中华文化和价值理念，使世界人民自觉抵制不良媒体的故意抹黑，进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经典中国”五大要素助力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根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已公示信息统计，自 2009 年该项目启动始，截至 2021 年立项名单确立之日（2021 年 6 月 2 日），累计有 262 家国内出版社获得了资助，1484 种传承中华文明、展现当代中国发展、反映中国精神风貌的优秀外向型图书以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的方式，在 65 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涉及 50 多种外译语种，提升了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数量和质量，丰富了图书的种类。“经典中国”资助出版数据充分表明，该项目在促进中国主题图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交流、科技融合、政治互信和文化传统理解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融促作用。
梁凯音教授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可概括为五大要素，即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对象和话语反馈。在梁凯音教授的分类逻辑下，国际话语权可在出版的各环节进行有效的建构。话语施行者可对应获资助出版单位，话语内容可对应获资助图书内容类别，话语对象可对应获资助图书语种，话语平台可对应获资助图书的展示平台，话语反馈可对应获资助图书在海外市场的影响。“经典中国”可以视为中国国际话语建构的平台，出版环节中的五大要素助力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一）话语施行者：获资助的出版单位
“经典中国”项目的实际执行者是获资助的出版单位，所以出版各环节中的话语施行者即指获资助的出版单位。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的话语建构这一环节要素，始于实际执行者，即获资助的出版单位。
总的来说，十多年来“经典中国”资助出版的项目数量趋于稳定，只在 2013 和 2014 这两年有明显激增。从资助出版单位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北京的出版社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出版社相比具有明显优势，获得资助的数量遥遥领先，共获得资助项目 667 项，占被资助项目总数的44.9%。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出版社共 278 个项目获得资助。湖南、湖北、新疆、江西的出版社共获得 83个项目。可见，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承担了重要的文化创新和交流功能，在出版业的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等方面占有的优势显著。
（二）话语内容：获资助图书内容类别
话语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自身利益相关或与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出版业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蓬勃发展，推动了国内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走出去。“经典中国”的选题逐步扩展到文学类、中华文化类、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科学技术类、少儿类和教学类等诸多领域。从“经典中国”资助出版的图书类别看，在 2009—2021 年期间传统文学类图书约占 25.8%，人文科学类图书约占 21.7%，中华文化类图书约占 19.5%，社会科学类图书约占 18.8%，科学技术类图书约占 6.7%，少儿类和教学类图书最少，均低于 5%。
在具体选题方面，通过从“经典中国”项目名称中提取并精简出主题词，采用微词云对主题词进行词频分析。可以发现，“经典中国”以译介中国文学、中华传统文化等中国主题图书为主，比如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著、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史和思想史著作的译著等。此外，还有不少选题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的研究对象进行体系化的解读。
（三）话语对象：获资助图书目标读者
话语对象是指预期通过出版走出去交流和影响的读者对象群体。“经典中国”通过翻译出版中国外向型优秀图书，让世界人民了解真实的中国。因此，图书输入国的受众，即海外读者群体，为其重点目标读者，同种出版物通常亦会有多种外文译本，获资助图书的语种分布能够呈现出话语对象的分布。
话语传播的广度是衡量话语权构建的一个重要维度，话语语种越多，话语传播的地区越广，表明意愿接受话语群体的数量越多，接受话语的人群比例也就越高。2009年至 2012 年，“经典中国”仅公示了获资助出版社名称和项目名称，笔者亦未能以其他方式获知具体出版物的翻译语种信息。但从 2013 年始，项目名单公示中增加了输出文种，使信息更加全面。从 2013 年至 2021 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英语是“经典中国”资助项目主要文种。2013 年至 2021 年，“经典中国”共立项图书 1138种，以英语为输出文种的图书有 530 种，约占资助总量的46.6%。位于其后的是以韩语、日语、法语和德语作为输出文种的图书，这类图书的数量亦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获资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翻译项目出版数量呈现出递增状态，这些小语种主要涉及波兰语、尼泊尔语、荷兰语、俄语、哈萨克斯坦语、越南语、蒙古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阿尔巴尼亚语等。另外，参照世界十大语言，“经典中国”的译介语种覆盖了世界十大语言，目标读者群体分布广泛。
（四）话语平台：获资助图书的展示平台
话语平台是话语施行者行使权利的具体通道，即采用何种方式或载体将出版物给付受众。通过国际书展这一平台，出版单位不仅可以直观地展示图书，而且可以开展主题讲座、读者沙龙、圆桌研讨会等文化交流活动。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的合作实现出版走出去场景式海外落地，使中国图书顺利进入国外主要城市的主流销售场所。这些图书展示平台即话语平台。
国际书展平台是国内出版单位实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阵地，是向海外读者推介图书的主要平台。国内出版社积极参加大型国际书展，向海外出版社推荐了大量内容丰富、体现时代特色、展示中国发展、回应国际需求的图书。例如，在第 27 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期间，中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此次书展中，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展示的多语种图书达到 600 余种，其中英文图书 450 余种。在书展首日，便完成 121 项版权输出，其中英文版权输出中包括获 2015 年“经典中国”资助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版）。
国内出版社和海外出版社合作是推动出版走进去的高效进路。2016 年，为了推进海外出版的工作、减少输出时面临的输入国各项政策障碍，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日本成立了东京分社和大樟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即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下属出版社，积极利用分社等平台开展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正是借助国内外出版单位的合作，获 2017 年“经典中国”资助的图书《这就是马云》（日文版）实现版权输出。此外，五洲出版社利用多年走出去的国际渠道优势，整合国内各出版社的中国主题外文图书，策划并实施走出去战略新品牌，即“中国书架”项目。获“经典中国”资助出版的众多图书在“中国书架”长期展销。截至 2020 年 5 月，“中国书架”已经跨越五大洲，在海外 19 个国家落地，共设立 22 个“中国书架”。
数字出版平台是 21 世纪出版走出去的发展方向，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新媒介。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坚持致力于打造数字出版新平台，有效推动了中国出版走出去。
（五）话语反馈：获资助图书海外反响
话语反馈是反向检视话语效果的方式，通常具有两种反馈内容：一是话语没有引起话语对象的任何反应；二是话语引起了话语对象一定程度的关注甚至产生互动。如果话语没有得到反馈，该话语就属于无效话语。目前，获“经典中国”资助出版的图书绝大多数已在国内外各大平台销售，无论从版权输出品种的数量，还是从海外市场反馈来检验都表现不俗，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图书的话语反馈更是超出预期。例如，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撼》在 2011 年获得“经典中国”资助，之后这本书的英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等译本在海外出版，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该书版权输出的成功，除了作品本身具有国际比较的视野，聚焦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等主题的思考，也受益于“经典中国”的大力支持。陈锡喜教授主编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和日文版）在 2015 年获得“经典中国”资助出版，紧随其后的韩译本亦在 2016 年获得“经典中国”资助出版。2016 年 5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版）新书研讨会暨电子版输出签约仪式。美国传捷通睿公司总裁詹姆斯·布莱恩特在仪式上致辞，阅读此书有助于美国乃至全球读者理解中国梦，看到彼此的相似之处，搭建沟通的文化桥梁，感受到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杰出风范和国际视野。
三、国际话语权视域下出版走出去的反思
“经典中国”项目实施以来已取得不俗成绩，资助出版的图书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了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介绍了新中国建设的成功实践和发展成就，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社会的正能量、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深入分析“经典中国”资助出版图书的内容生产、传播路径及海外市场营销渠道等情况，不难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亟待填补、优化和完善。
（一）图书内容精准度不足、本土化叙事方式缺失
在启动之初，“经典中国”资助出版图书的目标用户以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经典中国”的图书输出重点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如西亚和北非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欧美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在历史背景、语言风格、阅读需求等方面与中国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差异性，出版走出去不仅需要具备国际化视野，还应注重因地制宜、求同存异。但是，“经典中国”资助图书的语种相对集中在世界十大主要语种。由于缺少对国别区域的精细化研究和对目标读者市场的细致调研，包括输出国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语言距离和心理距离等因素，图书分类不够明确，内容不够精准。
“经典中国”资助的是图书翻译出版，所以较容易陷入“中国思维，外语表达”的误区。部分编辑对内容把握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式流于表层和较为粗疏，导致部分图书内容翻译呈现出格式化、空洞化、口号化，降低了受众阅读的兴趣。另外，囿于时空条件，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的共同选题策划和内容制作的工作并未列入出版的必备程序，部分图书欠缺“以受众为中心”的思维，缺少本土化叙事方式。而读者的个人经历和文化背景会影响其接受的叙事方式，所以缺乏本土化叙事方式的图书会阻碍目标读者对内容的理解和接受度，并直接降低海外读者对图书的关注和兴趣，间接制约了中国国际话语权质的提升。
（二）数字出版欠深入、主题数据库发展滞后
“经典中国”主要资助出版走出去的翻译费用和海外运作费用，所以用于数字出版的经费偏少，制约了输出图书数字出版的国际化进程。在数字化浪潮时代背景下，数字出版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图书的重要展示平台，是提高图书在海外影响力的关键因素。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出版是时代的必然选择，是出版“线上和线下融合”新模式构建的技术支撑。但是“经典中国”是以纸质图书为主的传统出版项目，没有在纸质图书出版后积极推广内容数字化，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开放性和互动性等特点，没有较好地发挥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优势，从而妨碍当地读者对图书内容的获取。根据《2020—2021 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20 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已达到 11781.67 亿元。《2020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公布了 2020 年数字出版物出口金额，仅为 141.38 万元。相较于西方数字出版强国，我国数字出版工作启动偏晚，近年来虽然推进速度加快，但尚处于数字内容走出去的初级阶段。这在相当程度上也迟滞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全面提升的步伐。
主题数据库平台具有纸质出版物无法比拟的资源多、渠道广、获取快、实效强等优势。一国拥有的数据库平台的数量和质量与该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有密切关系。西方主要出版集团通过掌握图书的数字资源，拓展图书资源的国际传播空间，实现国际话语主导权。早在 20 世纪 90年代初，西方文化强国已关注数字出版的前景和意义，其大型出版集团积极推进各类数据库的研发，有力地促成了数据库平台建设的快速发展。例如，爱思维尔集团建立了以科技与医学著称的全文数据库，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建立了知名的人文和社科类汤姆森数据库，麦格劳·希尔出版社建立了专注于科技工程的数据库等。由于我国数字出版物国内市场运行不够规范化，数字格式不同，数字资源与国际同行标准不一致，法治化版权营销环境不成熟等原因，数据库平台建设发展滞后，不利于话语权的提升。
（三）走进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出版走出去工作进步明显，但是在海外传播效果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海外读者对中国主题图书的关注度并不高，可在谷歌搜索量趋势（Google Trends）中查到中国主题图书热度趋势图的图书比例相对较低，出版走出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撼》在中国市场一年的销售量约 100 万册，荣登 2011 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本书之一。201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经典中国”资助出版项目，张维为教授本人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并且考虑到海外读者的阅读偏好，对其中 30% 的内容进行改写或重写，比如增加了作者与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内容。在谷歌搜索量趋势中可以查到《中国震撼》（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这本书的热度趋势图，对外输出后海外的关注度远低于国内的关注度。由于出版走出去多是获得国家层面的资助出版，出版单位在遵循海外出版市场运行规律，着眼于目标国市场需求，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优化功能等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出版在海外的影响力，制约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四、国际话语权提升视域下出版走出去的优化策略
出版走出去在话语内容上体现价值引领，在海外展示平台上助力话语传播方式，在海外销售渠道中发挥话语传播效果。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层次跨越，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我国出版产业需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完善并践行改进对策，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宜坚持“内容至上”
纵观获得“经典中国”资助图书的海外出版情况，总的来说，出版走出去的成效是显著的。内容建设是出版走出去的核心要素，因此，“经典中国”资助的图书要在世界出版中占据重要一席，应该深耕内容品质。
首先，正视文化多元性，实现精准选题。出版社应加强国别区域研究，认真组织符合国际出版要求的选题。在强调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同时，要努力与世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和交流。为了弥合国家之间文化距离、减少距离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文化折扣，出版社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对图书目标读者进行调研与分析，通过积累和整理的大数据来把握目标国的文化特征，提出出版走出去目标国分层策略，力求出版的内容更有针对性。比如，非洲民众希望复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学习中国扶贫治理经验。聚焦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和扶贫治理经验的图书可以推广到非洲等国家。同时，及时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热点和焦点，能够实现更精准的选题。比如，《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细节回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聚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15 个“谜底”，此书的出版社和作者便从海外读者的视角确定了选题方向，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期待，抓住了国际社会的关切，融入了中国特色，极具借鉴意义。
其次，调整语言表达，力求本土化叙事。中国主题图书内容建设的重点是“中国内容的国际化表达”。“经典中国”资助出版的图书走出去需要重视内容的可读性和感染力，采用合适的叙事方式。图书要以感情为切入点，把握海外读者对中国主题的共情点，多一些思想交流和情感碰撞，与海外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图书要避免概论式的宣讲，而要以微观视角展现宏大叙事，通过“有意思”的故事诠释“有意义”的主题。编辑可以学习汉学家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减少目标读者对内容的误解或误读。例如，企鹅出版集团在出版中国作家作品之前，会邀请目标国家的编辑重新梳理作品内容的逻辑、调整结构和表达方式等，以契合目标国的叙事方式，符合图书输入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再次，建立科学高效的市场反馈机制，为图书内容的精准供给提供翔实的市场信息依据。及时梳理销售平台和出版社网站的图书评论，出版社在国外主流网络媒体设立账号，通过与读者互动、开展读书会等方式收集读者评价，分析读者的阅读需求、阅读视角和阅读习惯，构建相关销售信息反馈模型。之后的出版策划就可以根据市场反馈，做好图书内容的精准供给，满足读者需求，紧跟社会热点，体现现实意义，不断提高中国出版的海外认可度。例如，出版社通过市场反馈，了解到非洲英语国家本土图书市场较小，儿童图书资源需求相对比较大等信息。所以，“经典中国”资助项目输出到非洲英语国家的图书可以适度地向童书倾斜。之后，输出的《狼牙山五壮士》等儿童读物在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颇受少儿读者欢迎。
（二）宜拓展和深化数字出版市场的开发
随着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出版成为现代出版的主流方向，是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出版社需要积极优化和拓展主题出版数字化传播方式和销售渠道，力争占据更多海外目标市场，不断提高出版走出去的亲和力和有效性。
第一，扩大数字化出版的覆盖面，形成可持续盈利模式。国际上先进的学术出版和科技出版公司约 80% 的收益来自数字化产品。我国的一些出版社具有优质出版资源，通过数字出版，改变载体形式，推动图书在“输入”国家传播的数字化和便捷化，让更多的海外读者有机会了解真实的中国，进而让出版内容走进海外读者的内心。截至 2021 年 1 月，全球手机用户数量为 52.2 亿，互联网用户数量为 46.6 亿，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为 42 亿。因此，充分利用参与率和使用率较高的数字平台作为出版的“输出窗口”，可以超越图书馆收藏和实体书店销售的载体局限，零距离对接国外市场，进入海外读者的阅读视野，更有效地、更持久地打造话语平台。
第二，探索多元出版形式，实现多元化的出版媒介融合发展。出版社应利用数字媒体传播的优势，制作电子书、有声书和可视化图画书等多元出版形式。加强对声音、视频、虚拟现实设备等的创新使用，丰富内容的呈现方式，增强了出版物的吸引力，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沉浸式参与感，打造融合阅读、服务和体验为一体的出版销售平台。出版走出去要在市场主导的框架下，积极联动不同媒介，输出文化元素，更新海外受众对现代中国的认知，助力提升出版物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出版走出去可以通过媒介融合的多元路径联动，发掘相关政治文化要素，充分利用技术进步与渠道拓展，不断提升其规模和效果。
第三，建设国家级出版大数据平台。一个国家所拥有数据库的质量和数量，与出版走出去市场占有率和话语地位密切相关。政府需加大对“经典中国”等国家级出版项目的支持力度，主导建设打造国家级主题数据库，加快提升中国数字资源在对外传播中的广度、速度和效果。对此，国内外部分优秀出版社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有效机制，值得推广借鉴。例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易阅通”平台整合了来自数百家国内外出版社的高品质数字资源，该平台致力于与 Overdrive、Dawson Books 等国际主流渠道的合作，铺设了中国数字出版产品国际化的高速公路，提高了数字出版产品在海外落地的实效。此外，大数据平台可以为我国研究者提供关于出版主题分类、阅读群体特征、阅读行为数据等方面信息，为中国国际话语传播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
（三）宜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强化出版国际化专门人才的培养
“经典中国”项目经过十余年的实施和运作，出版走出去在多大范围进入海外主流市场、传播效果应依据哪些指标衡量、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效果如何，这些成为出版走出去之后亟待研究的问题。这需要引入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作为项目申请评审和项目投放的重要依据，并加快推动出版国际化专门人才的培养，以此深化出版国际化发展，助力中国主题出版物有效传播。
一方面，宜构建并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加强“经典中国”项目监督和效果评估，有利于提升出版合作效果。纸质图书输出效果的评估重点在于纸质图书海外销售数量、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海外市场的占有份额和影响力、海外读者的关注度和评价、海外主流传播渠道的拓展以及本土化营销模式的建立等。可将出版走出去的销售数量、读者评价、进入目标国市场的主流销售渠道数量、图书销售数量、市场占有份额以及海外读者评价等可量化因素，纳入纸质出版物的评价指标体系。数字出版物输出效果的评估重点在于数字资源的建设，数字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海外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根据数字出版物的特点，将数字出版物的资源量、销售数量或付费下载量、读者评价等纳入数字出版物的评估体系。
另一方面，宜强化出版国际化专门人才的培养。出版走出去要取得预期的国际传播效果，亟需一支专业化、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意识的出版人才队伍参与出版全流程。当前国际出版产业链上各环节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出版机构对国际化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一些出版社邀请或者联合国外知名出版集团，提供理论讲授与案例讲解相结合的培训课程，以提高我国出版人的文化素养，提升他们对于国际市场的认知，为增强中国图书的国际传播竞争力创造条件。例如，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由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主办了 2021 年国际图书编辑能力提升培训班，此培训班的主题是“中国内容的国际表达和国际话语转换能力”。同时，国家要以产业发展视角，在一些重点高校外语专业开设“外语 + 出版编辑”专业。高校要培养既具有高水平外语能力又精通出版业务的外向型人才，为中国出版产业的国际化、产业化提供充足人才储备。编辑具有高水平的外语能力能够保证其与作者、译者的有效跨文化交流和准确把握国际选题内容。编辑精通出版业务和国际版权贸易等知识有助于开拓国际业务，加强与海外企业的合作。
五、结语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既是为我国社会发展营造良好外部舆论环境的迫切现实需求，也是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战略需要。出版走出去承续着“用中国声音”向世界人民“讲述中国故事”的使命，它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关切，以出版产品特有的方式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从“经典中国”项目实施的情况观察，其可被视为中国国际话语的重要建构平台，出版的各环节已在相当程度上助力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经典中国”项目实施以来，推动了中国主题图书的多语种翻译、出版和发行，项目实施成绩斐然。但是，也要正视在内容生产、传播途径和海外市场营销渠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宜通过采取坚持“内容至上”、拓深数字出版市场开发、完善项目全过程科学评价体系和强化出版国际化专门人才培养等措施，在国际层面重塑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