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科研人员，都在无偿为一个暴力行业打工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很难找到像学术出版一样匪夷所思的行业：无数科研人员为之免费供稿、审稿，却还要花钱看论文；来自政府资助的科研经费没有让科研人员成为高收入群体，却给出版商带来胜过苹果、谷歌的收益率；订阅费用压得预算喘不过气，高校却不敢不买；同类期刊多如牛毛看似竞争激烈，收费却稳升不降。
推动世界进步的科研人员，为何会“沦落”到无偿为学术期刊打工的地步？
作者 Stephen Buranyi（the Guardian）
翻译 费尔顿
审校 金庄维 张士超
2011年，伦敦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高级投资分析师 Claudio Aspesi 打了个赌，他预测：全球最暴利产业的领头巨鳄将面临破产困境。他说的是里德-爱思唯尔（Reed-Elsevier），一家超大型跨国出版公司，年收益超60亿英磅，备受投资者青睐。它是少数几家在互联网时代成功转型的出版机构，最新一期公司财报显示，它们下一年的收益还将增长。然而，Aspesi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爱思唯尔对自家的前景预测，以及其他几份主要的财务分析都是错的。
爱思唯尔的核心业务是学术出版，以周刊或月刊的形式为科学家提供分享研究成果的平台。尽管这些刊物的受众极为有限，但学术出版仍是单大生意。爱思唯尔每年的全球收入总和超190亿英镑，收益水平介于唱片业与电影业之间，但收益率更高。爱思唯尔科学出版部2010年的总收入为20亿英镑，净收入七亿两千四百万英镑—— 净利率高达36%，远超苹果、谷歌和亚马逊。
然而，爱思唯尔的商业模式着实令人困惑。对传统出版机构而言（以杂志为例），首先需要支出多项成本：给作者的稿费，给编辑的组稿、加工、校对费用，以及配送给订阅用户与零售商的物流成本。因此，传统出版机构所承受的总成本十分高昂，即使是经营状况较好的杂志，净利率也只在12%—15%左右。
学术出版在挣钱方式上大同小异，只是专营这一方向的出版机构会尽力压减成本。科学家根据各自的研究计划产出成果（这些计划主要由政府资助），然后再免费提供给出版机构。出版机构会聘用编辑评估论文质量、润色稿件文字。学术论文还需要经过同行评议，即检验科学性、评估实验等，而这一部分工作由众多一线科学家自愿从事。成稿后，出版机构便将期刊重新卖回给由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图书馆，最终读者主要还是最初投稿给期刊的科研工作者。
这就好比《纽约客》或《经济学人》要求记者免费撰写文章、互相编辑，还让政府出钱来买。非科研界人士听到这种运作过程时，大多都会觉得难以置信。2004年，英国议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在相关的产业报告中尖刻地指出：（学术出版的机制就是）“在一个传统的市场中，供应商要为自己提供的商品买单。”2005年，荷兰银行在报告中将其描述为“匪夷所思的”“三重收费”系统：“国家资助大多数研究，还要为评估研究质量的工作支付劳务费用，最后还得购买最终出版的期刊。”
科学家都清楚自己所处的被压榨地位。2003年，伯克利大学的生物学家 Michael Eisen 在为《卫报》撰写的文章中厉声批评：学术出版“既不合理，也很冗余”；他认为这是一桩“应该公之于众的丑闻”。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 Adrian Sutton 告诉我：科学家都是“出版机构的奴隶。试问，还有哪个产业会从自己的用户那儿收集原始材料，然后让同一批用户监控这些材料的品质，最后再以高到不合理的价格将它们重新卖给这批用户”？
而 RELX 集团（爱思唯尔在2015年后的官方名称）的一位代表告诉我，学术出版机构“会根据研究团队所需来提供相应的服务，而这些需求对科学家本人而言，既无法做到也无力顾及。这一部分便由出版机构代劳，然后相应地收取合理的费用”。
很多科学家认为，出版业过度地干涉了他们的科研方向，长此以往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期刊喜爱新颖和吸引人眼球的科研成果（毕竟，足够的订阅数量才能保证出版商更好地运转），而科学家很清楚什么样的研究最容易发表，并会据此调整投稿策略。这可以保证稳定的论文产出，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意味着科学家可能会对自己的研究方向缺乏清晰的整体认识。期刊不会发表相关研究的失败案例，因此研究人员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死胡同，哪怕之前早已有同行误入同样的歧途。201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几乎有一半的临床试验从未发表在任一期刊上。
有不少批评指出，期刊系统实则阻碍了科学进步。2008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由美国政府资助并主导的机构）的 Neal Young 博士警告道：鉴于科学创新对于社会的重要价值，“应该从道德层面重新考量科研数据的评估与传播”。
身为投资分析人的 Aspesi 听取了25位知名科学家与活动人士的看法，他渐渐相信，由爱思唯尔主导的学术出版业即将改变风向。越来越多的学术图书馆（大学里订阅期刊的机构）威胁道，他们的采购经费快被连年上涨的定价压榨殆尽，要是爱思唯尔不降低价格，他们就取消价值百万英镑的打包订购。诸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德国研究基金会（DFG）这样的国家机构，近来推出了新的备选方案，即通过免费的线上期刊发表研究成果。Aspesi 认为，政府可能介入这场产业转型，并保证向所有人免费开放公费资助的研究项目。爱思唯尔以及同行竞争者可能会遭到这场风暴的两面夹击：下有用户反抗，上有政府逼压。
2011年3月，Aspesi 发布报告，鼓励他的客户抛售爱思唯尔的股票。几个月后，在爱思唯尔管理层与投资方的电话会议中，Aspesi 就图书馆用户的流失风险向爱思唯尔的首席执行官 Erik Engstrom 施压。Aspesi 质问道：如果你的用户都如此沮丧，那是否该问问自己，“这家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而 Engstrom 回避了这一发问。接下去的两周内，爱思唯尔的股票蹉跌超20%，损失达10亿英镑。Aspesi 触碰到了本质的结构性问题，他相信，爱思唯尔还可以撑过未来5年，但整体事态已经在朝着他预测的方向发展。
可是第二年，绝大多数图书馆还是让步了，他们与爱思唯尔重新签订了合约；政府也没能顺利推出可替代的科研成果传播机制。2012—2013年，爱思唯尔的利润率超过40%。第三年，Aspesi收回抛售爱思唯尔股票的建议。“他和我们走得太近了，所以也变得很愤怒，”英国学术图书馆的馆长 David Prosser 分析道，他本人是倡导论文出版业改革的有力之声。
至此，爱思唯尔仍然屹立不倒。
制图：Dom McKenzie
Aspesi 并不是第一个误判学术出版业行将触顶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一家利益导向的寡头企业，竟可以在规制严格、由政府资助的产业中长期兴盛，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但是，学术出版已经在近几十年间渗入了科研领域的方方面面。现在的科学家都知道，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取决于论文发表，学术地位也尤其仰赖于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20世纪初，即使是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常常埋头于漫长而没有方向的探索，可这显然已不适用于当下。在今日的体制之下，基因测序之父 Fred Sanger 可能永远找不到教职，因为他自1958年至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近二十年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
即使是那些热切期盼改革的科学家，大多也没有了解到这一体制的根源：随着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大亨如何从科学家手中抢过出版大旗，并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不断扩张？没有人比 Robert Maxwell 更敏锐、更精准地捕捉到这一商机。他使科学期刊变身为无与伦比的赚钱机器，并凭此源源不断地夯实财力，逐步提高自己在英国的社会地位。Maxwell 之后还当选为议员，成为可以与 Rupert Murdoch 抗衡的出版业大亨，后者可是英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不过，Maxwell 的真实影响力远比我们已知的更巨大。也许听起来难以相信，但坦白说，上个世纪几乎没有人如 Maxwell 那样深远影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1946年，年仅23岁的 Robert Maxwell 就职柏林，当时已享有不小的名气。虽然他出生自捷克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但二战期间却以欧洲流亡者的身份为英国军队效力，并赢得了军功十字勋章与英国公民身份。战后，他赴柏林出任情报官员，轮番利用自己掌握的9种语言审问囚犯。Maxwell 高大、傲慢，丝毫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功。一位旧相识这样回忆道，Maxwell 曾袒露他内心最深的渴望：“成为百万富翁”。
就在同一时间，英国政府筹备了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的项目，这恰恰为 Maxwell 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当时，从发现青霉素的 Alexander Fleming 到物理学家 Charles Galton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子），英国的顶尖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英国的科研水平世界一流，可是对应的学术出版却相当疲软。当时的学术出版机构大多低效且入不敷出，常用低劣的纸张印刷期刊，内容也远远滞后于研究前沿。英国化学学会积压的稿件数量足够连续发表一个月，可还是要等皇家学会的拨款到位才能开印。
政府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让英国老牌出版社巴特沃斯（Butterworths，现属于爱思唯尔）与声望极高的德国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结盟，为的就是依靠后者的专业性。巴特沃斯可以借机学习期刊发行的盈利模式，英国科学界也可以更快地发表成果。Maxwell 帮助施普林格将学术论文发往英国，并在从中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巴特沃斯出版社的主管层都是前英国情报人员，他们聘用年轻的 Maxwell 打理公司，让 Paul Roshaud 担任编辑（Roshaud 之前是一名冶金学家，也当过间谍，战时主要负责将纳粹的核武器信息经由法国和荷兰传回英国）。
他们可谓始于最好的时机。科学进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阶段；科研也从富裕绅士闲散、业余的知识追求，变身为备受尊敬的严肃职业。战后，科学更成了进步的代名词。美国工程师、曼哈顿计划的项目主管 Vannevar Bush 在1945年给杜鲁门总统的述职报告中写道：“科学插上了翅膀。它应该走入人类舞台的中央，因为我们未来的希望都蕴含其中。”二战结束后，政府首次成为科研领域的主要资助者，不仅关注军事科研，还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并加大了对大学教育系统的投入与开发。
1951年，巴特沃斯出版社一度考虑放弃结盟计划，就在那一当口，Maxwell 为巴特沃斯和施普林格分别注入了价值13 000英镑的股份，自己也凭此争得了公司的控制权。Rosbaud 继续担任科学总编，并将结盟后的新出版社命名为帕加马出版社（Pergamon）。这一灵感来源于一枚希腊古城帕加马的硬币，其上刻有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侧面头像。硬币图案的简笔画之后也成了帕加马出版社的标志，代表知识与金钱。
在充斥着金钱与乐观的时代，Rosbaud 率先构思出带领帕加马走向成功的运作方式。随着科学事业的不断壮大，他灵敏地捕捉到，急需出版新的期刊来报道新领域的研究。传统期刊出版机构臃肿、低效，还常常因为学术界内部关于学科边界的争论而畏手畏脚。Rosbaud 则不受此约束。他只需找准并说服某一领域的顶级学者，该领域亟需一份新期刊来更好地展示科研成果；接下去只要任命这位学者为该期刊的主编就大功告成了。之后，帕加马便将新期刊开放给大学图书馆征订，这也意味着，他们瞬间就到手了大把的政府经费。
Maxwell 很快上手。1955年，他与 Rosbaud 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核能源安全使用大会。Maxwell 在会场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频繁出入研讨会与官方聚会，期间不断邀请科学家在帕加马发表会议论文，同时与他们签订独家合约，旨在为各路期刊招募专业编辑。其他出版机构震惊于 Maxwell 草莽的做事方式，北荷兰出版集团（North Holland Publishing，现属于爱思唯尔）的 Daan Frank 后来抱怨道：Maxwell 挖角科学家的做法“十分奸诈”，他甚至不看具体内容。
据传，Rosbaud 也常因 Maxwell 的利欲而心生反感。与低调的科学家不同，Maxwell 爱穿昂贵的西服，喜欢梳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他说话略带捷克口音，会以令人生畏的高贵语气与人交谈，声如男低音版的新闻主播。如 Maxwell 所愿，他已俨然一副大亨样。1955年，Rousbaud 告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Nevill Mott，帕加马是他最珍爱的“小羊羔”（语出《圣经》，意为最宠爱之物），而 Maxwell 则是大卫王，只等着“宰羊”卖钱。1956年，这对搭档最终还是闹翻了，Rosbaud 离开了公司。
此时的 Maxwell 已熟知 Rosbaud 开发的商业模式，他适当调整，使其完全为己所用。以往的学术会议大多从简且了无生气，可等来年的日内瓦大会开幕，Maxwell 便在风景如画的湖畔小镇科隆日-贝勒里夫租了一幢大宅，在那里以美酒、雪茄和游船之旅款待来客。科学家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帕加马的前副主管 Albert Henderson 告诉我：“他总是强调，我们竞争的不是销售额，而是作者。我们常专门为给新期刊招募编辑而奔走于各类学术会议。”他们在希尔顿酒店的顶楼露台举办过盛大派对，曾将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之行作为豪礼相赠，还曾包下整条游轮、前往希腊小岛共同策划新期刊。
1959年，帕加马已经发行了40种期刊；6年后，期刊总数达到150。这让 Maxwell 在产业中遥遥领先。（1959年，帕加马的对手爱思唯尔旗下只有10种英文期刊，10年后才发行到50种。）截至1960年，Maxwell 已拥有配备私人司机的劳斯莱斯座驾，还举家从伦敦搬到牛津，并将住宅和帕加马总部设在富丽堂皇的黑丁顿山礼堂，这里也是英国出版社 Blackwell 的所在地。
如英国流变学学会这样的科学学会，早已预见了自行运营期刊的惨淡前景，他们遂以非常低廉的金额将期刊全盘托付给帕加马。在《神经化学》（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供职过的编辑 Leslie Iversen，曾受邀前往 Maxwell 的宅邸共享盛宴；他回忆道：“Maxwell 很有个人魅力，有大企业家风范。我们共进晚餐，一起品鉴上好的红酒。末了，他掏出一张几千镑的支票，权当资助学会。这样的数额远超穷困科学家的想象。”
Maxwell 一直坚持使用宏大的期刊名，他最喜欢的名称便是《国际XX期刊》。帕加马的前副主席 Peter Ashby 称这为“公关策略”。这一细节也深刻反映了，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进行国际合作、在国际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科学家积聚声望的新手段，而 Maxwell 早已在其他人意识到这一名声效应之前就垄断了市场。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西方科学家埋头在航空领域奋力赶超时，竟发现Maxwell 早在10年前就与俄罗斯科学院谈妥，牢牢掌握了英文版的独家发行权。
“他有意进驻世界各地。我去到日本，发现他让一个美国人替他在那儿打点生意。我去到印度，发现他在那儿也有人，”Ashby 惊叹道。国际市场拥有更可观的利润空间。20世纪70年代，Ronald Suleski 负责运营帕加马日本分部，他告诉我：日本科学界当时为用英文发表论文而苦恼不已，所以他们大方地允许 Maxwell 免费使用他们的研究结果。
Eiichi Kobayashi（供职于帕加马长期合作发行方Maruzen，担任总监）在庆祝帕加马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回忆了自己与 Maxwell 的交往：“我每次见他都很高兴，他总让我想起菲茨杰拉德（注：《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的话：大亨非凡人。”
学术论文逐渐成了学术界向外界系统展示研究进展的唯一途径。正如惠康基金会（世界第二大生物医学研究私人资助方）图书馆电子服务部的主管 Robert Kiley 所说：我们每年投入数百万英镑，最终换得几篇论文。这是人类最受尊重的专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美国国立卫生院的 Neal Young 分析道：<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
